不安的國度（三）：自由的滋味
參與社運多年，同時又是一名嫻熟的媒體工作者，但馬拉克從不讓自己的真名暴露在公眾領域中。她說在過去引起關注，只會為自己帶來風險。如今，她第一次願意以真名受訪⋯⋯
文 ／陳彥婷 圖 ／鐘聖雄
「過去我的寫作、影視作品都是用不同化名，這是我第一次用真名受訪。」
馬拉克‧尚納瓦尼（ Malak Shanawani ）坐在大馬士革一間狹小的公寓內，眼神沒有一絲猶疑。我們按下錄音鍵時，她隨即補充：「坦白說，如果是以前，我是不會跟你們在大馬士革見面的。因為你們是外國人，會引起關注，情報人員一定會跟蹤，我完全不會想和你們有任何關聯。」
馬拉克出生於敘利亞一個傳統的遜尼派家庭，父親是名伊瑪目（Imām），即遜尼派的領袖（註：地位約等同什葉派中的教長）。她從小就被灌輸著強烈的信仰與文化價值，七歲起便開始佩戴頭巾（Hijab）。在家裡，她得幫助患有自閉症的哥哥、協助媽媽買菜、搬抬東西。與哥哥一起長大，身邊人總拿他倆做比較；她不能踢足球、不能打架。
「我們還很小的時候，有一次哥哥穿着長褲，我穿短褲，鄰居走來跟我們說，我應該穿着長褲。」馬拉克感受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扎：「我從小就不相信別人說，因為我生為一個女生，所以有很多事不能做。」
當她進入學校，參與話劇演出，世界第一次有了裂縫。站在舞台上，所有的同學都摘下頭巾，有同學揶揄她：「你要戴着頭巾演出嗎？」脫下頭巾是挑戰自己信仰的舉動，擔心觀眾席間被家人或朋友見到，她掙扎著。最初仍用頭飾、道具蓋着頭髮。但或許是青少年的群眾壓力，或許是馬拉克一直想改變，她決定脫下頭巾，她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輕鬆。
隨著年齡增長，馬拉克開始反思自己與宗教信仰的關聯。到 18 歲時，她決定不再戴頭巾，堅定地放下了宗教信仰。「經常有信徒向我父親告狀，說我沒戴頭巾，是名妓女。」眼前的馬拉克一頭深棕中長捲髮，沒有化妝，樸素的上衣，頭巾不再是她的身份標籤。結束短暫婚姻後，馬拉克沒有搬回娘家，但回家探望父親時，她會基於尊重和維持家中和平，選擇戴上頭巾。
「我覺得我從小就自詡為女權主義者，只是那時候，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」
2000 年，隨著網路興起，她接觸到來自全球的思想與理念；女權、宗教自由、民主等觀點，開啟了她對世界的全新理解，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極權下。「有些小型部落格，後來被禁，我們要翻牆才看到。」她發現自己並不孤單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像她一樣，渴望突破束縛、尋求變革。
她開始在大馬士革街頭發聲，討論宗教自由、婚姻。在部分中東地區，女性做出不見容於傳統道德觀的行為，例如和異性交往、穿著不夠保守等，男性親屬能親手殺死女方，以「維持家族榮譽」。馬拉克會穿着印有反對榮譽處決標語的 T 恤在大街上遊行，以示抗議。
根據伊斯蘭教義，穆斯林女性外出應以頭巾或面紗包覆面容，類型從只包覆頭部的頭巾（Hijab）、覆面的奈卡布（Niqab），到徹底包覆頭部、臉部及眼睛的布卡（Burqa）都有，種類多元。從多數女性在公共場合的裝扮，可大略知道該地區的宗教光譜。
在阿薩德政權下，敘利亞的言論與行動空間幾乎為零。「你可以感受到情報人員就出現在你生活的每一部分。」2010 年阿拉伯之春，突尼斯、埃及、利比亞的人民推翻極權統治者，馬拉克感受到外界的變動，並堅信自己應該站出來。2011 年 1 月，埃及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，經過 18 天的抗議，時任總統穆巴拉克（Muḥammad Ḥusnī Sayyid Mubārak）在 2 月 11 日被迫下台。
馬拉克與其他改革派人士，在 1 月 25 日前往大馬士革埃及大使館前集會。「那時候，這對敘利亞人來說是很新的事。我們在試著說『這裡有事情在發生』，但我們只有暗示，沒有直接說出口。」
然而，惡劣的現實終究迎面而來；4 月 1 日，她被當局逮捕。「第一次被抓最難熬，因為你永遠無法預料會有什麼後果。」馬拉克熟讀自己被捕後的權益，預演需要供認的最輕罪名，雖然她沒有碰上太差的遭遇，但她親眼目睹有囚犯在她旁邊被毒打，又聽說有其他婦女遭遇性侵。
阿薩德政權下，法治是陌生的概念；某些犯人可靠關係、賄賂脫罪。馬拉克發現，許多人因莫須有罪名入監，「在所謂的反恐怖主義監獄，超過九成人都不是反政府的，他們甚至支持政府，只是因錯誤遭到逮補。」有人因同名同姓而被誤捉，有人因精神障礙遭捕。
不知執法者將加諸何種罪名到自己身上的恐懼，與社會一直隱隱然存在的「告密」氛圍，讓人提心吊膽。「就算你們同在一個牢房，對方跟你很友好，你把你做過的事告訴對方，然後另一人會走過來，跟你說『不要跟她聊天，不然她會去告你狀』。」
然而恐懼未將她擊倒，出獄後她繼續集會、示威，後續又經歷了至少四次拘留。
＋＋＋
2011 年阿薩德政府推出《1965 法案》、《反恐怖主義法》，收緊人民言論自由；2021 年再推《網絡安全法》，進一步限縮示威、言論等權利。打壓下，異見人士遭大規模拘捕。人權律師拉贊・扎伊圖娜（ Razan Zaitouneh ），同時也是敘利亞媒體與言論自由中心創辦人，因譴責政權暴力行為， 2013 年在杜瑪（Douma）被綁架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外界普遍認為，她被囚禁或處決。
馬贊・哈瑪達（Mazen Al-Hamada），敘利亞民主改革運動先驅之一，因反對阿薩德被多次拘留後，選擇流亡荷蘭，最終被誘騙回國後遭逮。近日，在賽德納亞（Sednaya）監獄發現其遺體，顯示他在獄中遭遇酷刑。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人權組織無法精確估算敘利亞失踪的異見人士數量，但敘利亞人權網絡估計，至少 15 萬人在 2011 至 2024 年間被囚禁，至政權垮台前無法獲釋。
「他們通常給反政府的人安上顛覆國家政權、叛國等罪名，就是任由他們發揮。我有些朋友只是談論貪腐，便被說成是以色列的間諜。」有人遭當局指控殺人，或曾為恐怖主義提供資金，被控「恐怖主義」。馬拉克也曾被關在反恐怖主義的監所，「有朋友在我家舉行放映會，內容是一群敘利亞人在談論政治，批評政府，然後我就被控為恐怖主義提供資金，因為我為他們提供場地。」馬拉克啞然失笑，笑政權的荒謬。「他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，你管不了。」
不少倡議者因為被政治迫害，逃亡到其他國家。敘利亞內戰同時如火如荼展開，但馬拉克選擇留下，「我覺得我在我的國家比較有用。」
馬拉克由倡議者走入記者角色，不僅記錄歷史，更希望通過影像與文字，讓外界了解敘利亞的真實處境。「我又寫作又拍片，我不喜歡遠處觀望的工作。我不能單憑人的敘述、讀新聞去形容事件，我要親自經歷。」
但記者也是頭號被打壓目標。外籍記者法比安・哈佩爾（ Fabian Haper ）和安德魯・法蘭科（Andrew Franko）曾被拘留，經國際壓力獲釋。美國記者奧斯汀・泰斯（ Austin Tice ）在 2012 年被捕後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（RSF）於 2024 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，敘利亞在 180 個國家中排名 179，數據顯示當時有 21 名記者與媒體從業員被捕。
2022 年，馬拉克參與製作紀錄片《 Simple As Water 》，講述五個家庭在戰爭下的故事。馬拉克拍攝的部份，是一名母親留在敘利亞尋找她「失蹤」的兒子；而他，也是一名記者。馬拉克意識到，鏡頭凝視的它方，不只是一個陌生母親的故事，也可能是她自己的故事。
紀錄片最終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最後 20 強。紀錄片入圍時，馬拉克內心百感交集；她看着螢幕祈禱：「我希望作品不會入圍，因為入圍會引起關注，關注就會有人問問題，有人問問題就會發現我以前被捕的事⋯⋯一些我不願回想的過去。」
我們問馬拉克，既然害怕，為什麼還要繼續做這工作？
「因為極權下，你必須作出犧牲。」
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，敘利亞在 2024 年的排名，為 180 個國家中倒數第二，只贏過被稱為「非洲的北韓」的厄利垂亞（Eritrea）。敘利亞內戰結束後，許多被關押的記者獲釋，但有許多人仍處於「失蹤」狀態。
由敘利亞塗鴉藝術家 Aziz al Asmar 為聲援新聞自由所創作的塗鴉。上面的阿拉伯文寫道：「新聞是革命之鏡，所以我們必須保護這面鏡子不被打碎。即刻釋放所有被逮捕的記者。」
＋＋＋
瓦達・穆希・阿丁（ Waddah Muhi Addin ）大半輩子都在當記者，因此坐了幾次牢。阿薩德垮台後，瓦達終於出獄，但已高齡七十。
20 年前瓦達曾為左派報紙 Alnoor 撰稿，調查揭露貪腐案件。後來他創立自己的報刊《焦點》，也不時幫海外媒體撰寫報導。好景不常，報社變得以官方文章為主，加上他和外媒合作引來情報人員關注，瓦達決定離開報社，但繼續在社交媒體批評施政，直至警察敲門。
2019 年，瓦達入獄後 6 個月被特赦。阿薩德政權下，異議份子永遠無法預料每次被補後，還能不能活著走出監牢。 2022 年，瓦達被控侮辱總統、危害國家政權、勾結外國勢力；這次，他被判入獄 6 年。
「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，我在受苦。」但當瓦達回想一些醫生、律師遭無理指控恐怖主義而入獄，有些人關押 9 年仍未進行審訊，毫無正當法律程序可言，他便把自己的屈辱嚥下去。
伸張正義，或許天早註定。瓦達的父親在他八、九歲時，曾因政治傾向入獄，「我記得探望時，他總是面帶微笑，而他出獄時，身邊所有人都尊重他的決定」。瓦達笑說：「我想這應該就在我的血液裡。」
年輕時，瓦達對知識的渴望近乎執迷，他在阿勒坡（Aleppo）的家中收藏了 8,000 本書。「只要你閱讀，你的人生便被解放，你就無法忍受獨裁。」父親有自己的報社，母親是教師，這種家庭氛圍塑造了他對公義的追求。大學時期，他在博物館工作，遇上來自歐洲、日本、俄羅斯的觀光客，交談下發現自己國家與外頭的世界差距甚大，也對隱忍獨裁政權的現況感到質疑。
他同樣教導他的子女，假如他錯了，必得出言指責他；他不認權力能大於批斷黑白是非。他憶起第一次被捕，準備被押送出門時，警察與兒子的一段對話。
警察：「我不可憐你，我可憐你的兒子。」
瓦達的兒子：「不要可憐我，我感到很驕傲。」
警察對瓦達：「你這樣教育他，他以後的人生一定會在牢裡度過。」
瓦達與兒子不約而同回說：「我會很自豪。」
瓦達年輕時的照片。他說自己的正義感是來自父親的教育，如今他已年邁，但他已將自己的正義感傳給下一代。瓦達年輕時的肖像上寫著：「自由是生命中最可貴的事物，所以代價高昂。」（Freedom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life, that's why the cost is very high.）
瓦達在阿薩德垮台時被釋放。即使在政治局勢瞬息萬變的今天，瓦達仍深信只有真正的民主與自由，才是敘利亞未來的出路。
反抗軍「沙姆解放組織」（ HTS ）籌組的過渡政府近日四處與不同群眾見面。他們問瓦達：「你經常反對政府，假如我們做了壞事，你會不會如實報導？」瓦達說自己毫不猶疑回答：「假如你們做的不是對人民有利，我一定會是第一個報導的。」對方追問：「你不怕我們把你關起來嗎？」一頭銀髮的瓦達毫不畏懼地說：「我不在乎。」
「現在敘利亞的言論自由已經比較開放。在阿薩德政權下，只有少數人敢發聲，但現在大多數人都在積極表達自己對未來國家的期望。」
瓦達說，新政權明白不能逼迫人民接受他們不想要的未來，少數教派也開始站出來發聲。他認為，新政府積極解決問題、尚未顯現貪腐，並嘗試振興經濟。但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。
在外界眼中，來自伊德利卜（Idlib）的 HTS 奉行穆斯林聖戰主義，目的是建立由伊斯蘭教法管治的國家，公眾事務須以可蘭經為依歸。居住在伊德利卜的，主要是 HTS 支持者，或本來是穆斯林的居民。反觀敘利亞其他地區，由穆斯林、基督徒等不同信仰族群組成，價值觀、生活方式未必完全一致。瓦達說：「他們一直活在水缸裡，現在你把他們推入大海，需要時間調整。」
新政權需要時間調整如何管治，受傷的人民也需要時間。
年屆七十，瓦達已不再年輕，但他眼裡仍似有一把怒火熊熊燃燒，緊盯社會不公義的角落。
瓦達的家中有大量藏書，多數與歷史有關。他說，在所有學科 中，其實他最有興趣的就是歷史，本該成為學者，最終卻成了撰寫歷史初稿的記者。
＋＋＋
「我們什麼也不能講，就算現在我跟你交談，我都怕突然有人會開車來把我捉走。」在大馬士革大學校門前，22 歲的 Ahmed 的語氣像是半開玩笑，卻又反映出他們經歷過的荒唐過往。旁邊的 Nagham 附和：「我聽過有學生來現場考試，走到一半就不見了。可能是他們住的地區跟反抗軍有關，或是被家人牽連所以被捉走，但沒有人敢問他們去哪了。」
「敘利亞每一個家庭，都曾有人被政府捉走。」Ahmed 說道。對這群年輕人來說，言論的自由依然是奢侈品，仿佛只要張口說話，就可能無法再回到這片土地。
在這群 22 歲的醫學生眼中，阿薩德政權曾經無處不在——從課本到街頭，每一個角落都被塗抹著同一種權力的印記。Ahmed 說：「書本上教的是阿薩德家族如何偉大、如何民主，但我們已經被噤聲超過 15 年了。」這些年輕人曾經深受限制，無法自由發聲，醫科生的未來與普通工人無異，每月僅賺取微薄的薪水。他們打算在畢業後遠赴德國或美國，尋找一條不同的路。
當一場新的政治過渡開始，變革的曙光帶來希望。「我們被同一個家族統治了半個世紀，對自由的概念毫無認識，但現在，我們似乎感到一絲快樂。」Nagham 說道。
對敘利亞新生代來說，有些人看見的是新政權帶來的希望，但對有些人來說，卻是新的迷惑與恐懼。HTS 過渡政府，對敘利亞教育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徹底剔除歌頌阿薩德政權的內容後，換來的卻是刪除進化論等違背伊斯蘭教教義的科學理論，接著是對《可蘭經》詮釋的強化⋯⋯這些變化無一不引發國際間的關注與爭議。
23 歲青年 Aids 說：「我在他們（ HTS ）身上看到舊政權的影子。」他不認為政權的更迭能為這個國家帶來真正的解脫。「現在很多事看起來很正常，但街上仍然沒有人看守。還有要到什麼時候，人民才能選舉？」Makeen 眉宇間帶著無奈的憂慮說：「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，但我不會忍許我的權利被剝奪。」
內戰結束後，大馬士革一所醫學院中的學生們，對未來充滿各種想像；有憧憬，更多的是不安。然而阿薩德未垮台前，他們連這些想像的權利都沒有。這些大學生不過二十出頭，過半人生在戰爭度過，從沒有體驗過自由的滋味。如今他們仍感到不安，但他們開始「談論不安」。
阿薩德垮台後，HTS 過渡政府開始干預教育內容，將更多的可蘭經教義置入義務教育中，讓許多年輕學生感到不安。大馬士革一所外語學院入口旁的塗鴉寫著：「當你被困在一個地方時，閱讀會為你提供去處。」
＋＋＋
「我們現在還是很錯愕，也還會做惡夢。」馬拉克說，敘利亞在阿薩德家族統治下，已超過半個世紀，人民對壓迫政權的恐懼，彷彿已成肌肉記憶，根深蒂固。「恐懼是漫長的，你不會這麼容易就走出來。」
馬拉克望往遠方：「我不知道怎樣去形容我的情緒，但好像是完結了一段有毒的關係。」眼淚從她的眼眶湧出，「一切都結束了」，她一手擦拭眼眶，一邊急着呼氣，嘗試穩定情緒。
雖然馬拉克說「一切都結束了」，但她也承認，恐懼成為了她身體記憶的一部分，要走出來沒那麼容易。談及多年來內心承受的恐懼，馬拉克的眼眶，終究沒能守住淚水。
在過去，只要一打開馬拉克公寓的窗戶，就能見到一棟大樓上掛著阿薩德父子的肖像。馬拉克每天開窗看著他們，他們也看著她，日復壹日。內戰結束後，阿薩德父子消失了，但那個空洞的看板，未來會填上什麼呢？
發布時間 2025/03/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