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六年七月，我開始在臺北街頭記錄遭砍除與移除的樹木。從颱風季節的公園、道路到住宅社區，接連看見原本生長多年的樹，轉眼只剩下樹樁、鋸斷的枝幹與裸露的土壤。有些樹穴很快被水泥填平，行人與車輛照常經過，樹曾經存在的痕跡，就這樣從日常風景中逐漸消失。這些現場觀察，成為《樹殤》的起點。

一棵樹的存在，遠比我們眼睛所看見的更加複雜。樹木本身就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一環，從樹根、樹幹到枝葉，都可能是其他生命棲息、覓食與繁衍的場所。昆蟲在樹皮與枝葉間活動，鳥類在樹冠築巢、停棲，松鼠穿梭於枝幹之間，尋找食物與庇護。樹木也透過花朵、果實與落葉，支持著不同生物之間的生態關係。

當一棵大樹被砍除，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遮蔭與綠意，還包括許多生物長期依賴的食物來源與棲息空間。對人而言，那或許只是街道上少了一棵樹；對其他生命來說，卻可能意味著整個家園的消失。而這些無聲的改變，往往不會出現在砍樹的理由與紀錄之中。

數個月的拍攝過程中，逐漸注意到一些遭移除的樹木位於十字路口、轉角、路燈或變電箱附近。我也曾與地方管理人員交談，聽到樹木影響照明、移除後將重新種植等說法；然而，在部分觀察地點，僅有少數新樹被補植。這些經驗讓我產生更多疑問，但我也明白，單憑一張照片，無法判斷每一次砍伐是否必要。病害、公共安全、工程與日常維護，都可能成為樹木遭到移除的原因。

隨著拍攝持續，我也開始思考，許多樹木與都市環境的衝突，是否早在種植之初就已經埋下問題？不同的樹種有不同的生長速度、樹冠大小、根系特性與環境需求，並不是每一棵樹都適合種在相同的地方。景觀設計不該只考慮眼前的美觀，更需要理解樹木未來的生長模式。

從樹種選擇、樹穴的寬度與深度，到地下土壤是否提供足夠的根系生長空間，都應在種植前仔細評估。一棵樹十年、二十年後會長得多高、多寬？樹冠是否影響照明與交通？根系又會不會與道路、建築及地下設施產生衝突？這些本來就應該是都市景觀規劃的一部分。

而種下一棵樹，也不代表工作就此結束。後續的定期檢查、適當修剪與長期養護同樣重要。透過正確的結構修剪與枝條管理，可以減少樹冠過度生長、枝條過長或重量分布不均所造成的負擔，降低斷枝與倒伏的風險。然而，修剪並非愈多愈好，不當修剪反而可能傷害樹木，也可能破壞原本依附在樹上的生態環境。

我始終認為，與其等到樹木長大、與周遭環境產生衝突，才選擇大幅修剪或直接移除，不如從一開始就做好規劃，並在往後數十年持續照顧。樹木不是種下去就能放任生長的裝飾品，而是需要被理解與照顧的生命。

我並不認為所有樹木都不能修剪或砍除。真正讓我在意的是，當一棵樹被判定需要移除，背後的評估依據是什麼？是否曾經考慮其他處理方式？移除之前，有沒有評估樹上棲息的動物，以及可能受到影響的生態環境？移除之後，土地與樹穴如何處置？承諾的重新種植，又是否真正落實？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是否能從每一次移除的經驗中重新檢視當初的規劃，而不是不斷重複種植、修剪、砍除，再重新種植的循環？城市可以不斷更新，道路可以重新鋪設，公共設施可以替換，但一棵樹經年累月的生長，以及隨著時間建立起來的生態關係，並不是短時間內就能重新獲得。

拍攝《樹殤》時，我帶著白色背景走進街道，將它架設在樹樁後方，借用肖像攝影的形式，為一棵已經不在的樹留下影像。白色背景讓原本隱沒在雜亂環境中的樹樁重新浮現，也使粗糙的樹皮、截斷的年輪與鋸痕成為觀看的中心。我沒有刻意遮蔽所有背景，而是讓白色背景的邊緣、支架、道路與建築留在畫面裡，因為這些不是攝影棚裡的靜物，而是真實發生在城市裡的事件。

白色背景具有多重意義。它是攝影師常用的工具，也容易令人聯想到喪葬場合的素幔、紀念逝者的背景，或一座暫時搭建的紀念碑。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一個原本不會有人停下腳步的地方，成為值得凝視的現場。

然而，《樹殤》並非只有白色背景和樹樁。我也記錄沒有白色背景的街景、遭截斷的枝條或等待運走的樹幹殘肢、被迅速填平的樹穴，以及樹樁旁努力冒出的新芽。有時人物進入畫面，讓我看見人與這些消失現場之間的關係。有些人停留，有些人經過，更多時候，城市仍按照原本的節奏運作，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。

希望透過《樹殤》，留下這些尚未獲得回答的現場。對我來說，這個系列不只是記錄樹的消失，更是一棵樹消失之後，城市如何處理它曾經存在的痕跡。那些消失的，不只有樹木本身，還包括街道的風景、依附其上的生態，以及人們與這片土地共同累積的生活記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