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的故事大同小異，不幸卻有千萬種。無家者可能曾在婚姻、事業或投資上押錯注，被迫淪落街頭；或是天生弱勢，無法營生，被家人遺棄；也有因為殆於應付人際關係，寧願把生存要求降到最低，幕天席地，都要自絕於社會和家庭。他們是被放逐、或自我放逐的一群。

無家者很多時候都活自己的氣泡裡，與周遭環境相視而不相往來。阿強與阿成在街友中是獨特的，他們在氣泡裡相依唯命。但這樣的關係會否太擠迫？

最初與他們相遇，是在台北車站。我在香港拍攝無家者已逾 10 年，2021 年移居台灣後，希望繼續拍攝這群體。台北車站是無家者的聚腳地。我帶了啤酒和香煙在北車蹲點，希望與當地居民攀談。由於不諳台語、國語也很差勁，這策略不太成功。直到遇到阿強。

阿強年約 50 歲，是個天真爛漫的大叔，與一堆毛娃娃為伴。我道明來意，說自己是攝影記者，想跟他聊天、拍照。他爽快答應，對陌生人毫無戒心、不會拒絕。可以想像，若他在職場上，應該吃虧不少。

我居於台灣的日子不算久，沒感受到台北車站對台灣人獨特的意義。從傳媒中看到的人物故事，倒是常有這樣的情節 － 中南部的年輕人，兩手空空跳上大巴，一覺醒來就在北車。作為全台灣的交通樞紐，北車的氣場總是在流動。無論是初來乍到或是踏上歸途，北車就是下一章的扉頁。但北車還有一群滯留的居民。

20 多年前，阿強也是人潮中的一員。他是台中人，21 歲時服完兵役，在台中車站無所事事，被一名工作仲介招攬去傢俱廠打工，因此認識了阿成，成為了彼此人生中第一個朋友。他們都不太懂得與人溝通。工作了幾個月後，阿強有感自己不適合打工，向阿成建議一起到台北生活。

阿強家中有三兄弟，排行第二。哥哥在兩歲時從二樓掉下，變了弱智，父母夙夜匪懈地照顧他，因此疏忽了阿強。阿成也有一弟，但彼此關係欠佳，令他在家中無處容身。得悉二人離家的計劃，阿成的爸爸囑咐阿強，要好好照顧他。這叮嚀成了一生承諾。

他們來到北車後，也不知何去何從，就在車站滯留。他們斷斷續續地打零工，每個月賺取幾千台幣勉強維生。台北車站就是他們的居室，車站深夜關閉時，就回到附近的高架橋底睡覺。阿強總是在北車關閉前提早離開。問他為何不多待一陣，他說：「被人趕走很難受的。」

2018 年，因為經常光顧附近一家網吧，老闆聘用了他們做夜班管理員，讓他們晚上毋需露宿。但疫情期間，網吧倒閉。禍不單行，2020 年阿成中風，從此要坐輪椅出入，日常生活需靠阿強照顧 — 上下床、坐輪椅、去廁所。阿強其實是個無微不至長照人員。他有時會去廟會巡遊打工，賺到錢就買阿成喜歡的食物。

他對周遭事物也觀察入微。我常穿一件磨損嚴重的 Barbour 外套。有一陣子剛好換了新風衣和新球鞋，阿強問：「你最近的生活是不是好了一點？」而每次我跟他們道別時，阿強總會露出天真爛漫的笑容，說下次再見。

世界各大都市都有街友的聚居地，但很少像台北般就在城中心臟。公共空間理應來者不拒，但真正不計較門戶體面的，還是罕有。在香港，時有街友的家當被政府部門清走；或故意在他們聚居的角落以洗地之名傾倒漂白水；或是以有居民投訴為由直接掃蕩。反觀北車有「一人一袋」計畫，讓街友們將家當裝入社會局發放的置物袋，放在保管區有專人管理。台灣社會算是相當自由、包容、尊重人權的。

大概有一個月時間，我因為工作繁忙沒有去找阿強和阿成。有日阿強來電，告訴我他們搬了去萬華車站。事緣高架橋底的一名街友情緒病惡化，經常襲擊他們。

生活跌宕起伏，阿成總是沉默。他與阿強的關係是相濡以沬？或是阿強是個單向的照顧者？我曾經懷疑過他們是不是情侶。阿強說他是喜歡女生的，但自己不中用，賺不到錢，也認識不到心儀的對像。

他也問過我一些形而上的問題。例如，婚姻到底是怎樣的？與另一半為何會走在一起？我深深覺得，縱然街友矢志與社會保持距離，但他們也會渴望被關懷、被了解。孤獨本來就是城市人的共同語言，我們與街友的距離，其實沒那麼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