揹在身上的，不只是裝備，還有所有人的安全。

清晨的中央山脈稜線上，協作員的腳步總比隊伍更早啟程。背包裡裝的，除了瓦斯桶、食材與帳篷，還有行程能否安全完成的重責大任。在台灣高山，協作不是配角，而是撐起整個登山產業運作的隱形骨架。

阿山，是目前台灣唯一的全職外籍高山協作員。他來自愛爾蘭，卻在這座島嶼成家、生子，也在山巒裡看見，一個原本以專業、互信為基礎的工作，如何被推向高度服務化、卻缺乏制度保障的前線。

阿山的旅程從很小就開始了，因為他的父親鼓勵他，用雙腳直接認識世界。17 歲那年，他第一次踏進泰國；從歐洲進入亞洲的文化衝擊，讓他意識到世界比想像更大。為了完成環遊世界的夢想，他選擇最省錢、也最貼近土地的方式——單車旅行。兩年之間，他穿越 28 個國家，騎行 25,000 公里，最終抵達台灣。

「原本只打算待一個月」，阿山說。那個月，變成三個月；最後變成一個家。他被這裡的節奏、人情與生活方式留下。某次朋友邀他上山，他第一次真正走進台灣高山，從此愛上山林。

也是在山上，他第一次接觸到高山協作。當時的他正在找工作，認識的協作員問他要不要試試看。於是，阿山的人生，從揹著背包走世界，轉為揹著一整支隊伍的裝備，在台灣的高山間來回穿梭。

高山協作，是一份高風險、高報酬，卻極度不穩定的工作。天氣決定行程，模糊的勞動關係放大風險；而危險，始終跟在身後。

最讓阿山難忘的，是一支 31 人的南三段隊伍；他以「戰役」形容那段行程。山區下雪後，隊員陸續出現不適，有人跌倒，下巴穿刺傷，無法在結冰地形行走，最終由直升機撤離 24 名山友。被留下的 7 人，全是協作，阿山就在其中。

問題並不只是天氣，而是結構性的失衡。領隊經驗不足，卻一人帶領數十名隊員，對路線掌握有限，只能全面仰賴協作，讓他們在實務上成為「登山顧問」。第四天抵達丹大溪源營地後開始下大雪，阿山建議原地等待、待雪融後撤退，領隊仍堅持推進，最終釀成傷患。

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向救難單位通報時，協作甚至未被列為隊伍成員。直到後來，才補上那七個名字。因直升機時間有限，只能運補裝備與物資，協作必須自行下撤。

「那一刻我很清楚，協作不是被當成隊友，而是被當成裝備。」阿山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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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間，國境封鎖，台灣山林迎來前所未有的熱潮——協作、嚮導、戶外產業全面擴張。但隨國外旅遊解封，熱潮退去，留下的卻是登山產業高度競爭、價格壓縮，以及對服務無限加碼的割喉戰。

中央山脈東側的嘉明湖，每年吸引超過四萬人次進入，是東部登山產業的核心動脈。與之相對的，是南橫公路旁更為原始的「戒茂斯」路線——不需抽山屋，但必須自背帳篷紮營，成為業者競逐的戰場。短短一條路線，卻有四家公司投入經營。

競爭不只在價格，而是一路延伸到餐食與體驗。五菜一湯變六菜一湯，下午茶、點心、小火鍋，甚至鐵板牛排，全被背上台灣屋脊。協作面對的，不只是天氣與地形，還有服務標準不斷被推高的壓力。

Hundiv （邱耀祖）是台東新武部落的一名協作，他幽默、健談，說話總點到為止，笑聲常在營地裡迴盪。耀祖曾在台北打拚十年，疫情期間父親過世，身為獨子的他選擇返鄉，踏入高山協作這條路。「東部工作機會不多，能選的大多是勞力活。」他說協作雖然辛苦，但收入相對穩定，也讓他看見未來創業的可能。

他很清楚，這是一門服務業，與「愛不愛山」無關。

於是，他把面對登山風險該有的專業提醒，包裝成對客人的輕鬆提醒。準備下午茶、忙著晚餐，一邊端菜，一邊提醒山友遠離水源如廁、天黑前備妥頭燈。那些新手常犯的錯，他用耐心取代過去登山隊的嚴厲紀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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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山協作並非近年才出現的新職業。清代起，平地人雇用原住民入山開路、搬運物資；日治時期，高山調查高度依賴布農族等山區族群。這些歷史，構成今日協作職業化前身。

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勞動結構下，協作就被推向商業服務最前線，也留下許多常被忽視的風險。長期負重帶來的健康風險、變化多端的山林環境必然伴隨的安全風險，加上協作責任與權力的不對等，使整體登山安全變得更加脆弱。許多協作員長期高強度負重，讓人疲憊到靠酒精麻痺身體。過去也曾出現協作「丟包」情況，讓登山客陷入沒有帳篷、睡袋過夜的失溫風險。

無論是阿山或耀祖，他們雙肩扛起的，都不只是每趟山行享樂的食物酒水，還有攸關所有人生命安全的裝備，以及自身家人的溫飽。他們不該是可被壓縮的成本，更不能只被視為登山行程的一項配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