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搜尋大阪的住宿時，總會跳出一些便宜得詭異的選擇：距離心齋橋 3 公里、新今宮站步行兩分鐘、單人每晚 4,000 日元。這是關西街友的集中地——西成區。西成區等同破落、髒亂、失業、酗酒、暴動，日本人視之為瘡瘍，當中又以釜ヶ崎（萩之茶屋二丁目）為甚。

早在大正時代，釜ヶ崎已是著名的貧民窟。二戰過後，百廢待興，這裡正好提供了大量勞動力。每日天未亮，工頭便來到招募日雇勞工，而工作機會往往被暴力團體操控。當時正值大阪急速發展，修橋補路塵土飛揚，日薪工人雖然缺乏保障，工資還要被黑道抽成，但仍能糊口。

在 1961 至 1973 年間，釜ヶ崎發生過 21 次大大小小的暴動；大多因為醉酒鬧事、金錢糾紛而起，也有因為遭剝削而累積的怨念。直到 80 年代末、泡沬經濟爆破，令釜ヶ崎沉疴不起。工人謀生越來越困難。但他們離鄉數十載，很多早已跟家人失聯。貧窮、酒癮、面子問題，也令他們不願回家，寧可留在西成區，淪為街友。

我在 2018 年底第一次到訪西成區，街友們早已垂老矣矣，街頭巷尾卻有蠢蠢欲動的氣氛，都更的巨輪正在駛進西成區。政府正為 2025 年的大阪世界博覽會洗太平地，把長期被污名化的釜ヶ崎更名為「愛鄰地區」——雖然當地區民並沒興趣採用。

以往由政府管理的「労働公共職業安定所」是街友的聚腳點，有休息室、浴室、工作仲介等設施和服務，也在 2019 年 4 月關閉，街友失去了最後一片瓦片。

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，2018 年西成區的街友數目約 1100 人，到 2025 年只餘 700 多。雖然日本並沒有「驅逐低端人口」之類的粗暴政策，但隨著街友老得老、死得死，他們在西成區的社群終將成為歷史。三浦俊一是左翼組織「釜ヶ崎日雇労働組合」副委員長，見證西成區的天人五衰，他自己也是箇中一份子。

三浦在 1948 年出生，身型矮小。他在街燈下回家、拿著幾罐啤酒的背影，與釜ヶ崎的街景毫無違和感。獨居的公寓，也是蒙塵的色調；衣服陳列在掛桿，一疊疊發黃的紙張、文件，全是過去釜ヶ崎抗爭運動的記錄。整個氣氛，令人以為他從來都在釜ヶ崎生活——其實三浦並不生於釜ヶ崎，他是回到釜ヶ崎。

濟世為懷的少爺

事情由 60 年代末日本大學生的「全共鬥」運動說起。當時左翼思潮席捲全球，反資本主義、反帝國主義、反越戰成為年輕人的共同語言；在日本，則體現為反《美日安保條約》、反對教育商品化等議題。

1966 年，來自熊本，出生富裕的三浦來到位於橫濱郊區的關東學院大學，入讀經濟學部。初次離鄉的少年，行李中有一袋美國名牌球桿。他自小三起便跟爸爸打高爾夫球，沒察覺這是奢侈的嗜好。

關東學院大學是一所小型私立大學。日本在 60 年代的大學入學率不足 14%，能進大學的都算菁英階層。全校 4,500 名學生，1966 年入學的女生只有寥寥幾十人。當時校園周圍一片荒蕪，連咖啡室都沒有，遑論高球場。唯距離橫須賀美軍基地僅 8 公里，去示威倒是近水樓台。

在學長引領下，三浦加入了「福利研究部」（關注社福的社團），探訪療養院、救濟院和嚴重弱智者設施。他忘不了孩子們被綁在床上的景象；這些孩子沒有家長來探望，因為他們對家庭是一種恥辱。

三浦首次目睹不幸與不公，有感「社會矛盾導致世界矛盾」，便一頭栽進反越戰運動，後來加入了全共鬥及赤軍。1966 至 1969 年間，學生運動風起雲湧，罷課、佔領，繼而是武力鎮壓、流血。隨著有學生在衝突中身亡，群眾的情緒及行動進一步激化（正如 2019 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，街頭抗爭越演越烈也是因警暴而起）。三浦置身狂潮中曾多次被捕，但似乎未曾被長期判囚。

踏入 70 年代，學生運動潰散，餘下的激進分子組成赤軍，在世界各地策動多宗劫機及恐怖襲擊，企圖輸出革命並建立「國際根據地」。1972 年，赤軍在長野縣群馬山區以「山岳訓練」為名，實為內部整肅，導致12人被虐待致死。事件震動日本社會，左翼運動喪失道德正當性，在日本歸於寂滅。零星的赤軍流落中東、北韓等地，「繼續革命」。

30 歲後仍是左派

三浦在 80 年代從事歐日貿易生意，生活一度歸於平靜。

他透露自己曾結婚，前妻與孩子現時東京生活，但已沒有往來。他反而與一眾赤軍核心人物仍有聯繫，例如曾在中東戰鬥近 30 年的「恐襲女帝」重信房子、以及在 1970 年劫機去北韓，至今仍在平壤「日本革命村」生活的若林盛亮等。

2019 年，三浦編著《並非追憶》（追想にあらず）一書，邀一眾昔日戰友寫文，檢討功過。雖然他對左派內鬥感到失望，對路線之爭也不以為然，但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少年時代的懷念。寫到昔日與戰友並肩的日子，總是百感交集而無限神往。

2008 年，三浦來到大阪西成區生活，重拾對底層社會的關懷，實踐「革命主體是人民」的理想。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令烈士暮年忽然壯心不已？他三緘其口，稱舊照片在一次暴怒中全部毁掉。但他的精神面貌的某部份，一直封印在 1968 年。

「釜ヶ崎日雇労働組合」在 70 年代成立。左翼運動被邊緣化後，部份成員走入底層社會，號召「窮民」革命，一度令釜ヶ崎的抗爭更有組織，但踏入 1970 年代中，暴動變得零星落索。

1990 年，釜ヶ崎爆發第 22 次暴動，起因是警察被發現收受黑幫賄款，觸發群眾神經。1992 年，工人要求降低領取社會援助的門檻不果，繼而動武。最近一次暴動是 2008 年，有人鬧事在扣留期間被打，引發工人包圍警署；當時三浦先生在西成區落腳不久。

被時代選中的細路

我在西成區的拍攝一度因疫情暫停。2023 年再次拜會三浦時，他的健康狀況明顯轉差，要靠拐杖撐扶。但他仍堅持每年到沖繩參加反美集會；組織五一勞動節遊行，向政府持出各種具體的訴求；主理跨越除夕和元旦的「越冬鬥争」，為街友提供生活支援。

「越冬鬥争」每年都有百多名大學生到來考察，三浦會向他們解說釜ヶ的歷史，和何謂真正的貧困。遇到聽得懂的部份，學生的眼睛都亮了。這些懵懂少年，正值三浦在 1968 的年紀。若他們也是「被時代選中的細路」（編注：細路在廣東話中，指小孩、兒童），會執手上街嗎？

每個人都在時代的畫布下飾演自己的角色。若三浦生於 21 世紀，他會是個尋常社工，服務弱勢社群？若「山岳訓練」肅反事件的主謀永田洋子當時生於中國，她大概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衞兵。

《1968：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，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》作者小熊英二認為，全共鬥運動是對經濟急速增長的集體反應。學生面對「現代的不幸」無所適從，不知如何表達內心失落，唯有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用語，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尋找自我認同，故容易與當時的政治狀況連結，發展成大規模的社會運動。

意識形態本身不具有力量，卻是行動的催化劑。三浦亦強調，自己不是透過閱讀馬克思和列寧來戰鬥，只是他目睹了社會矛盾後，再也無法回去打高爾夫球。

事隔半世紀，現代的不幸沒有消失，釜ヶ崎卻正在消失。

西成區的面貌已默默改變——星野集團的 OMO7 渡假酒店、唐吉訶德成為新地標；街上常有被廉價住宿吸引而來的背包客；不少旅遊 YouTuber 更將西成區當成「深度遊」熱點，推介其庶民風情，「原來大阪也有破落的一面」云云。有趣的是，遊客促使西成區商業化，越多人來獵奇，反而令西成區不再出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