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：1990年，同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朝鮮，人們沿著帝國的海線移動，穿梭在島與島之間。那些因為殖民而來到的異鄉人，多年後成了在地人，隱身在台日的日常角落。但同樣因著殖民而移動，最後留在日本與台灣兩地的朝鮮人，卻面臨了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。​​

名詞定義：
此系列文章中使用的「韓僑」一詞，指的是二戰後留在台灣與日本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及其後代。

每天清晨，年過八十的金佐子都會「出國」一趟。

從高雄鼓山區的住家出發，拄著拐杖，經過喧囂的馬路，轉進寧靜的巷弄，來到一間韓國教會。

教會緊鄰一所韓國學校，操場上同時飄揚著韓國與中華民國的國旗，孩子們在南台灣的陽光下用韓語追逐嬉戲，根據地籍資料，這塊地目前歸韓國政府所有；而韓國政府資助的「世宗學堂」上，正在教授韓語與韓國文化——一時半刻有讓人有置身釜山的錯覺。

金佐子在台灣生活了一輩子，說著流利的台語，但她堅稱自己是「韓國人」。精確地說，她是位「老韓僑」——她的父母是日治時期，沿著帝國海線來到台灣，在戰後留下來的人。

同樣沿著帝國海線，另一位老韓僑石日分，則生活在日本，每週三上午，和另一群同樣來自朝鮮半島的女性一起唱著〈阿里郎〉。

她們之中有些人是二戰之前，在日本出生的韓僑，其他則是陸續移民到日本的韓國人。石日分的父親在1920 年代來到日本的礦區工作，生下了她。

金佐子與石日分，同樣因著帝國殖民背景，而成為朝鮮半島故鄉的異鄉人，1945 年帝國瓦解後，留了下來，成了異鄉裡的故人。他們共享了「隱形」的身份標記。

帝國鏈上的遷徙

1920 年代起，日本本土的工業化進程加快，勞動力缺口逐年擴大，彼時殖民地朝鮮因此成為重要的勞工來源。1930 年約有41.9萬名朝鮮居民定居在日本各地，為帝國提供勞動力。1945 年，日本戰敗前夕，日本境內的朝鮮人口攀升至約兩百萬人。

石日分的父親便是朝鮮百萬勞動力的一員。他們多從事建築工地、煤礦與鋼鐵廠等高風險、報酬低的工作。

1927 年，石日分的父親離開慶尚北道，來到日本做土木工人，因為薪水不錯，便把同鄉一批批介紹來，一起在九州的礦區與工地打拚。半年後，他把妻子也從朝鮮接來，在長崎生下石日分，後來一家人搬到福岡的煤礦區。

而有人則選擇順著帝國的海上動脈，一路再往南，最終抵達台灣島北端的基隆港。

1895 年，日本取得台灣後，將基隆視為台灣北部重要的的軍港與商港，同時是帝國向南延伸的前哨。

1920 年代，基隆港的貿易額一度占全台的一半以上。它靠近台北的行政中心，又緊連北部煤礦區，同時負責東部物資的轉運，是日本在台灣推動殖民經濟與南進政策時不可或缺的節點。

港口發展帶動勞動力需求，根據安城秀所著的《基督教傳播與臺灣港市的韓人移民：以基隆韓國教會為中心》，1910 年台灣僅有二名朝鮮人，1928 年突破五百人；到了1943 年更接近三千人。

這些人大多投入海事與港口相關工作，包括引水員、船上機關長、技師、水手等。人口分佈於基隆、台北、高雄等城市。

由島至島

金佐子三歲的時候，父親過世，母親隨後改嫁給同是濟州島人的繼父。當時繼父已在台灣工作，由於濟州島沒有直航的船隻到台灣，繼父便回到濟州島，帶著母女倆先安置到日本，再從日本轉船來到基隆。金佐子記憶中，母親住在漢拏山的山腳下，濟州島四面環海，游泳、抓魚，還是撈螺，幾乎是島上的日常，但她的母親卻是是罕見的旱鴨子。

「船有三層，我們坐在最下面那一層。光是在海上就花了十多天。」金佐子回憶。艙內的空氣濕悶，燈光昏暗，像永遠不會天亮似的，把她與母親從一座島送往另一座島。

不像金佐子一家有計劃的移住台灣，任斗旭的島嶼遷移倒是場意外。

任斗旭出生於濟州島西北方的飛揚島，幼年時，任斗旭因一次誤闖港邊船艙，醒來時已漂抵日本西岸。之後，他在福岡與大阪輾轉生活，學會了日語。

任斗旭的兒子任將達推測父親應是在 1930 年代來到台灣，抵達台灣後，他選擇在基隆落腳，起初住在社寮島上（今日的和平島）。

二戰之前，任斗旭頻繁往返台灣與朝鮮半島，將台灣的米糧與日用品載回飛揚島，「許多戶人家至今仍記得父親一戶一戶送米的樣子。」任將達說道。史丹佛大學歷史博士候選人鍾宜庭的研究中也記載，任斗旭名下曾有一艘船，會將濟州島的人轉介到台灣工作，於是成為基隆韓僑重要領導者。

從地景上看，這些移動帶著某種「島嶼的連續性」，鍾宜庭指出，任斗旭來自濟州島外海的飛揚島，金佐子的母親來自濟州島，落地後，落腳在基隆外海的社寮島，都是貼近更大島嶼、以漁業為生的小島。

戰後的留與離

金佐子五歲那年，她的世界忽然發生改變。

日本戰敗後，日治時期來到台灣的朝鮮人，陸續展開返鄉行動。安城秀研究指出，1946 年初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一份公文記載：由汕頭返抵基隆的「台北號」貨輪，預定搭載 3,014 名韓僑官兵與僑民北返朝鮮半島。指示居住在台灣各地的韓僑提前北上集結，準備於五月啟航。

消息公布後，許多韓僑帶著返鄉的期待前往基隆港等候登船。據當時統計，台灣境內共有韓僑 2,775 人，其中 1,480 人順利返鄉，仍有 1,295 人滯留台灣。

金佐子一家人沒有登上返鄉的船，當時金佐子的父親正在外海跑船，返家不及，錯過了船期，便留了下來。

另一群等待返鄉的朝鮮人，也在日本各地的港口徘徊。二戰結束之後，盟軍與日本政府陸續調度船隻，從舞鶴、下關、博多等港口載運返鄉者前往釜山與仁川。1945 至 1946 年間，大批朝鮮人攜家帶眷踏上歸途，逐漸返回朝鮮半島。

石日分居住的福岡煤礦區有很多從朝鮮被動員來工作的人。二戰結束之後，大家成群結隊準備返鄉，石日分看到大隊人馬經過家門，「我當時並沒有什麼被解放的感動，對終戰這件事並不那麼明白。」

石日分的母親原本想回到朝鮮半島，奈何父親不同意，於是母親便偷偷賣掉了房子，想跟同鄉一起回到朝鮮，但到了下關搭船時，母親在碼頭聽到各種風聲，「就算回去也很辛苦，物價高、疾病流行，不如待在日本。」於是石日分的母親改變心意，決定留下來。

短暫的漁業黃金期

日本人撤離後的台灣，留下大片港口設施、漁船與技術體系。台灣漁業急需能迅速接手的人力。

擁有豐富海事經驗的朝鮮漁民成為接手的自然人選。從基隆到高雄，他們以船員、機關長、漁撈技師的身份，直接承接日本時期的漁船系統。

金佐子一家從基隆和平島搬進了一棟的日式宿舍。那條巷子叫做「勝利巷」，基隆人也管它叫「韓僑巷」，就是今日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56 巷。從金佐子家門走出不到十分鐘，就能到海邊。

「勝利巷」的盡頭是一座宮廟──天德宮。緊鄰著宮廟的，是昔日的韓僑國小。同一條巷子上還有琉球協會，而任將達的家就在琉球協會旁，巷子裡的居民有一半是韓僑。

金佐子記得，那時她每天聽到的語言，從戰前的日語，變成了台語，或是台、日語夾雜，金佐子也靠著野台戲，以及每天跟鄰居玩，學起了台語。

「以前我們家算是比較有錢的，吃的是白米，那時候台灣人比較窮，吃地瓜。」金佐子家裡常常吃刺身，撒點鹽，配白飯就是一餐。鄰里之間有來有往，端午節時，台灣人送來粽子，金佐子笑著說：「我爸爸不喜歡台灣人包的肉粽，他覺得韓國人做的鹼粽才好吃。」

1946 年，台灣韓僑協會成立，由任斗旭出任首任理事長，繼續支持留在台灣的韓僑，也成為戰後韓僑社群重要的組織平台。彼時大韓民國尚未建國，在台的三百多名韓國人陷入身份的的空窗期。鍾宜庭指出，任斗旭的韓僑協會出面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涉，統計台灣韓僑人數，協助申請居留證等事務。

1949 年秋末，基隆正濱碼頭邊，任斗旭與一群韓僑借用台灣水產公司的倉庫，舉辦了開校典禮，成立國小。

金佐子跟任將達都畢業於這所學校，任將達開始上小學的時候，先學韓文，四年級之後才加上中文課。每逢週六只有半天課，下課後，中文老師常常會講故事給大家聽，他至今仍清楚記得中文老師的聲音，伴隨著《西遊記》、《薛丁山》、《封神榜》的情節，「我最羨慕的事情就是，她怎麼可以用語言，把一件事、一個故事說得那麼有趣啊。」

任將達的記憶裡，韓國學生人數多的時候有三十幾人，他畢業那年只剩二十四人，除了韓僑學生，甚至還收過阿美族的學生。「放學後就日、臺、韓語、中文交雜使用，偶爾還會摻一兩句客語。但在學校，有一陣子跟台灣學校一樣，不准說台語，會被罰。」

戰前，金佐子的童年遊戲對象，既有台灣的小孩，也有日本本島跟沖繩小孩，不同的群體玩在一起。戰後，由於金佐子能說流利的韓、臺、日、中文，從韓國學校繼續到基隆在地的高中就學，沒遇過什麼歧視的問題。

在日韓僑的艱難生活

另一座島上的韓僑，相較之下顯得艱困。日本戰敗後，扣掉離開日本的韓僑，大約只剩六十萬朝鮮人還留在日本。戰後初期，這群韓僑開始被稱為「在日」（Zainichi，意為「居住在日本」）。

「在日」一詞表達政府認為韓僑只是暫時居住，很快就會返回朝鮮半島的預期。

後日本以「排除」的方式對待在日韓僑。根據 Rennie Moon 《Koreans in Japan》一文中的整理，短短幾年間，在日韓僑的權利迅速被收回：1945 年底，韓僑首先失去投票權；1947 年，《外國人登錄法》正式將他們劃為「外國人」；1950 年，《國籍法》進一步限縮國籍繼承，只有日本父親的子女才能保留日本籍，母親為日本人者不再自動取得國籍。

到了 1952 年，隨著《舊金山和平條約》生效，日本切斷了原殖民地出身者的日本國籍。然而，在尚未與韓國建交、也未承認其國籍地位的情況下，多數原本來自朝鮮半島的在日居民，被登記為「無國籍者」。

石日分學生時期常因自己來自朝鮮半島而被霸凌，「被用髒話罵，說你是髒、臭的朝鮮人。我們明明什麼都沒做，就這樣被差別待遇。我看過許多霸凌，也有忍無可忍時反抗過。」

學校老師和社會對朝鮮人的區別、偏見，處處可見，也讓石日分在那樣的環境裡失去自信、產生自卑，「做什麼都喜歡站後面，也有自卑感，似乎到現在都還在，面對群眾覺得害羞。」

國族夾縫裡的隱形的人

成年之後，金佐子嫁給同樣跑船的韓僑先生。隨著基隆漁業逐漸沒落，夫妻倆和許多韓僑家庭一起南下搬到高雄左營沿海一帶，尋找生計，也在無形中形成另一個韓僑聚落。

她們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身分，在家裡或與韓僑鄰居交談時說著韓語，走出家門，面對市場、台灣鄰居與工作場域，則更多使用台語，這也讓台灣人不容易察覺他們的存在。

在基隆韓僑巷擺攤四十多年的老闆回憶，早年大家其實知道哪幾戶人家是韓國人，卻說不清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裡。

而離開韓僑巷之後，幾乎沒有台灣人知道，二戰結束後，還有一群朝鮮半島人留在這座島嶼上，成家、工作、老去。在台灣的歷史課本裡，他們既不是移民史的一章，也不屬於戰後敘事的一部分。

由於戰後留在台灣的韓僑僅數百人，鍾宜庭與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副教授許仁碩都認為，人口規模太小，使他們在社會、政治與文化層面的影響力都相對有限，也是在台韓人相對隱形的主因。

另外許仁碩也提到，戰後台灣對自身歷史的討論，長期把殖民經驗放在一個很邊緣的位置。中華民國政權來台後，並沒有真正去處理殖民統治留下來的問題，也很少談殖民帶來的傷害與責任。久而久之，殖民歷史並沒有成為台灣公共討論裡一個核心的議題。在台韓僑未被重新拉出來當成一個需要被定義或對待的對象，而是一個既成事實。

留在日本的韓僑，同樣隱身在歷史書寫之外。

東京都新大久保站附近，韓式藥妝與韓國烤肉店之間，一棟商業大樓的七樓，是高麗博物館的所在。

1990 年的一封讀者來信，促成了博物館的誕生。一封刊登在新聞報紙上的信寫著「在日朝鮮／韓國人和日本人可以彼此交流的場所幾乎沒有，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地方。」因此成立了高麗博物館準備委員會。他們花了十年時間籌款、開講座、辦讀書會，一邊聚集人、一邊累積知識。

2001 年，高麗博物館正式開館，成為日本第一個由市民集資建立、專門探討日韓歷史與在日族群議題的民間博物館。博物館員工増田容子說：「日本的教科書幾乎不教『在日』的存在。」
増田認為，日本教育存在「單一國民」想像。這種結構讓外國人、少數族群很容易被邊緣化。

另外日本的就業市場幾乎全面排除在日韓人，許多在日韓僑被迫轉向非正式經濟，靠著釀酒、撿拾廢品、地下交易等邊緣產業維生。
1970 年代初，日本社會發生了著名的「日立就職差別事件」。一名在日韓僑二代通過日立製作所旗下工廠的錄用考試，卻在公司得知其身分後被取消聘用。當事人提起訴訟，歷經四年奮鬥，於1974 年獲得勝訴。

在日本社會中，「在日」是個模糊形象，更多人選擇改用日語名字生活，刻意磨平口音。語言成為一種保護色，不是為了融入，而是為了避免被識破差異。

「隱形」不是選擇，更是制度下的結果。曾經因帝國主義擴張而移動的人，隨著帝國瓦解，有人被稀釋進日常，有人被制度推到邊緣，在異鄉遁入隱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