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：1990年，同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朝鮮，人們沿著帝國的海線移動，穿梭在島與島之間。那些因為殖民而來到的異鄉人，多年後成了在地人，隱身在台日的日常角落。但同樣因著殖民而移動，最後留在日本與台灣兩地的朝鮮人，卻面臨了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。​​

名詞定義：
此系列文章中使用的「韓僑」一詞，指的是二戰後留在台灣與日本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及其後代。

週三上午，距離東京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的川崎市交流館（ふれあい館）裡，傳來陣陣韓語歌聲。一群阿姨們或坐或站，隨著旋律輕拍雙手，唱著韓語的〈阿里郎〉。

在教會裡帶領阿姨們唱歌跳舞的金正姬，是在日韓僑的第三代。她的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都來自濟州島，二戰前移居日本，在大阪生下了她的父母。

大阪是早期「在日」（Zainichi，意為「居住在日本」）韓僑聚居的大本營，金正姬從小生活在社群之中，並未特別意識到自己身分的特殊性，「雖然大家都很貧困，但互相扶持，也都坦白自己的背景。」

活在邊緣的人

搬到東京後，母親叮囑她：「這裡不是大阪，不要講朝鮮的事。」她當時並不理解，只是順從地假裝成日本人生活。一直到小學五年級，有天下午，她在院子裡與鄰居孩子玩耍，朋友的母親聽見她說話的口音，臉色一變，拉著孩子轉身離開。隔天，朋友小聲告訴她：「媽媽說妳是朝鮮人，我不能跟妳玩。」

那一刻，她第一次明白母親的焦慮。腦中閃過「原來我藏得還不夠好」這一念頭。

進入國中後，教室裡的笑聲更讓她難以呼吸。當同學開玩笑說某個女生「有味道，應該是朝鮮人」時，金正姬只能沉默。「我知道那樣的話是錯的，但嘴巴開不了口。」這樣的經驗一次次重複，成為日常的一部分。到了高中，她開始反問自己：「我未來要怎麼活下去？」

最讓她困惑的是，日本的學校從未教過這段歷史——為什麼這個國家會有這麼多韓國、朝鮮出身的人？「明明身邊就有，但大家都在藏。」

高三那年，金正姬開始閱讀歷史資料，並下定決心改回自己的韓文名，然而導師勸她，希望她能合群一點，那句話讓她打了退堂鼓。

畢業後，她以金正姬之名投履歷，卻一封回覆也沒有。直到她改回日文名，錄取通知才陸續寄來。那一刻，她明白母親當年的叮嚀——在這個社會，歧視從未遠去，只是換了更安靜的形式。

「國語政策」下的聲調統一

和在日韓人處境天差地別，留在台灣的韓國人，多語言與族群混居，讓「身分」鮮少成為衝突點。金佐子一家三代皆就讀韓國學校，且周遭韓僑鄰居平日裡多以韓語溝通，在金佐子家中，韓語甚至一直是主要使用的語言。

不過金佐子的女兒金平（化名）並不喜歡韓語，小時候金平住在外公外婆家，韓僑巷裡的韓國人，見面時都會用韓語寒暄，由於韓語中強調的尊卑與敬語規範，小孩只要講錯一個詞、用錯一個語尾，就可能被責罵。

長期處於這樣的語言壓力下，金平開始抗拒說韓語，弟妹也跟著她不講。家中後來便改以中文與台語為主，「平常講話，第一句可能是韓語，講著講著就變成台語了，因為台語能表達得更清楚。」

在台灣出生成長的韓僑，除了韓語，也能說流利的中文、台語，因此很少因為韓僑的身分而受到歧視。他們更深的語言衝突，反而來自自己的另一個母語——台語。

金平回憶起國小二年級的一段經歷：「我在課堂上說了一句台語，結果被班長叫去罰錢。」這件事讓她從小就對學校的語言規定產生不滿，「我的台語以前非常流利，但這樣的教育制度，讓我在語言上受到強烈壓抑。」

金平的政治身份認同危機，在與韓橋社群接觸後才出現。生完孩子後，金平搬回高雄與家人同住，也決定重新回到韓國教會。然而，她很快發現自己難以適應那裡的文化。

在台灣長大的她說話方式、情感表達都與來自韓國的韓國人不一樣，甚至有人因為她不能說流利的韓語，而否定她的身分——「你連韓文都不會講，算什麼韓國人？」這樣的話，讓金平感到深深受傷。

金正姬的覺醒

在日韓橋從小被迫面對身份上的衝突，長期的壓抑與挫折，讓金正姬一度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。直到二十多歲那年，她偶然參加了一場「民眾文化運動」的活動。一群年輕人在演講會場外敲擊樂器、唱著激昂的歌，以傳統表演藝術批判政權、追求民族自覺。這樣的運動在朝鮮半島蔚為風潮，也影響了在日的韓僑青年。

那時的金正姬只會日語，聽不懂朝鮮語的歌詞，卻被鼓聲與節奏深深吸引。她開始跟著他們練習，從旁學習舞步與節奏。後來得知這群學生固定在大學排練，下班後她幾乎天天趕去，甚至比學生更勤快。金正姬笑說：「我現在能和阿姨們唱唱跳跳，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學的。」

那段時間，金正姬彷彿找到長久以來失散的同伴。原本一直用日本名字、努力讓自己「不惹事」的她，開始思考自己身份的意義，甚至對當時交往的日本男友說出：「我不能和日本人結婚，歷史不允許。」選擇結束這段關係。

為「在日」韓僑打造安全社群

二戰結束後，大約有六十萬在日韓人留在日本。但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歧視，使在日韓僑難以融入，也促成了各種互助聚會的誕生。發起川崎市交流館活動的日本人三浦知人，正是在面對這樣的現實中，逐漸走進在日韓僑社群。

1970 年代初，「我剛上大學一年級，學校附近的工廠發生就業歧視事件。」三浦知人回憶，那時通過就職考試的韓僑被公司知道了身份後，遭到取消聘用，當事人因此提起訴訟。「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，直到學長說：『等會兒去發傳單！』才第一次接觸到『在日』的議題。」從那之後，他在同學的帶領下參與行動，開始關注「在日」族群的權益問題。

不過，三浦發現，就算訴訟贏了，現實仍殘酷。「歧視讓人輸在起點。」許多孩子在校園裡已對「讀書」感到無意義。

運動者們認為，除了法律訴訟，更重要的是在社區裡建立支持網絡，讓日常生活成為改變的起點。於是，川崎成為行動的基地。三浦搬到川崎定居，決定長期參與其中。當時的主要目標，是由在日第二代帶領第三、第四代孩子，在生活中培力、學習、尋找自信，同時追究政府對歧視結構的責任。這些努力最終促成了「川崎市交流館（ふれあい館）」的誕生。三浦也成為交流館的職員，從此與在日社群的連結更為緊密。

在交流館裡，三浦開設識字班，許多阿姨們前來學習。那是他第一次深入認識「在日」第一代移民的生活，也真正理解她們所承受的勞動與孤立。從那之後，他開始推動高齡者支援與長照工作，將社會行動延伸到更廣的世代。

三浦指出，至今仍有許多韓僑居住在川崎的「池上町」，那是戰後形成的聚落之一。由於有六成土地屬於製鐵企業「日本鋼管公司」，當年企業為了戰後重建與朝鮮戰爭需求，積極招募朝鮮籍勞工，讓這裡成為臨時工與包工隊的集中地，「這是一段充滿諷刺的歷史，他們重建了日本，卻從未真正被接納。」

居民的房屋屬個人所有，但土地仍為公司產權，導致無法取得土地權，也難以改善自來水與排水等基礎設施。「戰後已經八十年，土地問題還沒解決，」三浦無奈說道。更令人憂心的是，近年來仇恨言論再起，網路上常將池上町污名化為「非法占據的街區」，成為歧視者攻擊的目標。

位於主要幹道之外的池上町，至今沒有商店、也沒有公共浴場。生活不便與社會偏見交織，讓居民長期陷於孤立。

用影像尋找母親的時代

金聖雄是紀錄片導演，也是在日韓僑第二代。他在大阪鶴橋長大，那裡聚居著日本最多的在日韓僑社群，「鶴橋的街上總飄著泡菜味與烤肉香，那幾乎是我們的日常氣味。」金聖雄說。

由於《外國人登錄法》，所有外國籍居民都必須隨身攜帶綠色登錄證。年滿十六歲時，還得被強制採集指紋。金聖雄回憶，那時姐姐的丈夫因拒絕按指紋而遭逮捕，社會上掀起「我們不是罪犯」的抗議運動。原本過著普通校園生活的他，從此開始思考何謂「在日」。

民族自覺運動在年輕世代間興起，許多人重新學韓文字、打民族鼓、舉辦祭典，試著在日本社會裡重新命名自己。

金聖雄的母親在 1999 年過世。母親帶著怎樣的心情從朝鮮來到日本、如何生活，金聖雄幾乎都來不及問。「年輕時不關心，等想了解時，她已不在了。」那時，他在川崎遇見一群在日阿姨們，她們雖非母親，但卻活在同一個時代、講著類似的故事。那一刻，他決定用影像留下她們的聲音。

起初，他拍下在日阿姨們逛超市、挑泳衣的畫面，「她們穿著鮮豔的泳衣，笑得像少女，那畫面既可愛又讓人心酸，像在補回那些失去的青春。」於是誕生了紀錄片《花はんめ（花樣奶奶）》，這些七、八十歲的女性在鏡頭前重新找回生命的亮度。

金聖雄刻意不以「受害者」的角度拍攝，而是聚焦她們活在當下的樣貌：「她們不只是歷史的見證人，更是把日常過回來的人。」

金聖雄的第二部紀錄片《阿里郎》，影片中，他與川崎的交流館合作，從識字課開始，拍攝老人們學寫字、互相傾聽。這個空間後來發展成跨世代的學習場域，聚集了不同國籍與背景的人——有人學日語，有人學英語，也有人只是來聊天。

談起這群在日韓僑阿姨們，金聖雄最佩服的是她們的「生活力」。二戰後，在日韓僑女性因殖民遺緒與國籍未定，長期處於社會邊緣，多數無法進入正式勞動市場，只能從事家庭內勞動或是低薪工廠作業。承受貧困、性別不平等與族群歧視，同時努力養大一家人。

金聖雄的紀錄片《阿里郎》，便是記錄下這群隱形的女性。無論在戰後的工地、街頭或家園，她們都能找到活下去的方法——日子不順遂，就手舞足道的唱歌；沒有菜園，就在巷子邊種辣椒，「那是為了生存而培養出的力量。」

「在日」奶奶們身上保留的「故鄉」

1989 年，金正姬因為想學歌舞與杖鼓來到川崎市交流館。那是她第一次踏入這個空間。多年後，結婚生子後的她帶著女兒再次參加活動，回想初次造訪的場景仍歷歷在目：「2006年我來的時候，現場有五、六十位阿姨們聚在一起，放著那種韓式快節奏的音樂，『滴滴滴滴』的節奏，大家邊唱邊跳，甚至還有人表演呼啦舞。整個氣氛熱烈得讓我嚇一跳。」

「我特別愛聽她們講過去的事。對我來說，那些阿姨們故鄉，像是我從未擁有過的『擬似故鄉』。金正姬總感覺自己沒有「故鄉」，她曾經怨嘆：「既然我在日本出生，為什麼父母不乾脆讓我成為日本人？」參與民族運動後，她又渴望成為「真正的韓國人」，可不論選哪一邊，心中的焦慮都沒有消失。

直到後來，她和日本人結婚，育有一個女兒。金正姬開始對孩子、對學校裡的學生們說：「日本人和在日的後代，不是Half（半），而是Double（雙重）。」她強調，不必二選一，也不需刪去任何一部分的自己，「我就是在傳達這樣的想法，我們可以同時擁有兩種文化，也同時接受這兩個世界。」

現實下的身份選擇

而較於母親金佐子對「韓國人」身分的堅定認同，金平與弟妹對「祖國」的想像早已淡去。對她而言，韓國只是外婆來自的地方——一座名為濟州島的遙遠故鄉。

在台韓人對於國籍的思考，更偏向現實上的需要。「濟州島的土地制度規定，只有本籍是濟州的人才能買房。我們家根本沒有濟州籍，爸爸那邊甚至來自更小的離島。」金平說，因此她從未覺得自己「非得回去」不可，「對我們來說，那裡並不是根。」

三姊弟在三十歲前後一同辦理國籍轉換，從韓國籍改為中華民國籍。當時手續並不算困難，只需要準備二十萬元存款，不必提出房產或居住證明。

金佐子則始終沒有換國籍。她堅持保留韓國籍，理由很現實——金佐子擔心搬回濟州島的母親，萬一在韓國過世，自己來不及辦妥簽證，沒能來得及回去送母親一程，因此才保留韓國籍。「韓國是三日葬，如果簽證下不來，我可能連送終都趕不上。」在她心中，身分不只是國籍選擇，更牽動著親情與禮數。

對金平而言，韓國籍幾乎沒有實質好處：每年得繳費換居留證，沒有社會福利保障，連健保都必須自費，「什麼都沒有。」

正因為沒有中華民國國籍，金佐子至今無法申請老人年金、健保補助或長照服務。金平說，如果母親能申請長照，就能有專業照服員陪她出門、到公園走走，「對長輩來說，那真的很重要。」

身分的轉換，關乎到生活的每一個細節——從醫療補助到長輩照護，從語言教育到國籍政策。這些看似冷冰冰的條文，一旦落進家庭裡，就會變成無數每天都必須面對的課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