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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旗下。他們沒有回去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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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蘋果取得不易的年代,金佐子正削著蘋果給兩個年幼的子女吃。
30 Jan 2026
圖文 .梁德珊
編按:1990年,同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朝鮮,人們沿著帝國的海線移動,穿梭在島與島之間。那些因為殖民而來到的異鄉人,多年後成了在地人,隱身在台日的日常角落。但同樣因著殖民而移動,最後留在日本與台灣兩地的朝鮮人,卻面臨了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。​​
名詞定義:
此系列文章中使用的「韓僑」一詞,指的是二戰後留在台灣與日本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及其後代。

二戰之後,留在台灣的韓僑,以及他們的下一代,在記憶中往往共享著一種相似的滋味。

第三代韓僑曹玲姬記得,那是蘋果的味道。童年裡,蘋果是一種難得的奢侈。每當左營港邊有大船靠岸,她就有機會拿到好吃的蘋果和水梨,那是最讓人期待的時刻。

冷戰下的蘋果滋味

「韓國大使一年來一次,海軍艦隊會到左營。他們知道這裡有韓國僑民。他們會帶很多韓國的蘋果、梨子。」曹玲姬回憶著幼年時光。金佐子也記得,有一年自己挺著大肚子到基隆港邊看韓國來的船艦,等到孩子出生後,又抱著嬰兒再去了一次。一名韓國海軍竟然認出了她,對她說:「妳大肚子的時候來過吧?」

台韓共同面臨「反共」議題。1949 年 8 月,蔣中正曾低調抵達韓國南部鎮海軍港,與李承晚會面,針對反共問題交換意見。隔年朝鮮戰爭爆發。1950 年 6 月戰火全面蔓延後,東亞迅速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冷戰安全體系,台灣與南韓被定位為前線節點。三年的戰爭,在美國主導的安全架構下,於軍事、外交與宣傳層面逐步被制度化。

朝鮮戰爭剛停火的那年冬天,台北的外交氣氛異常緊繃。1953 年 11 月 27 日,韓國總統李承晚搭乘專機抵達台灣,這是韓戰結束後的首次國是訪問,也是兩位反共領袖停火後第一次會晤。

隨後共同發表的《聯合聲明》,呼籲在亞洲建立更堅固的「反共共同防線」。台韓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:海軍訪艦、軍官互訪、反共宣傳合作,甚至包括對在台韓僑的慰問活動,都成了日常風景。

在台韓僑也參與了李承晚拜訪台灣的那一天。

金佐子回憶,當年李承晚訪台,特別召集在台韓僑與他會面。為了這場場合,韓國學校的老師事前反覆叮嚀學生,絕對不能說日文。然而,在正式會面時,仍有學生一時改不了習慣,脫口而出日語,讓李承晚當場動怒,氣氛瞬間凝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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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僑聚集在港邊迎接南韓海軍的到來。(梁德珊翻攝 / 金佐子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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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佐子在高雄住所附近散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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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哈瑪星渡口。

屏東山裡的韓國化妝品

在南韓,冷戰敘事的知識體系,很大一部分仰賴基督教的協作。基督徒透過語言、制度與實際行動,撐起了一套「自由對抗極權」的冷戰敘事,讓南韓的建國有了合理的意識形態基礎。同時也讓美國的支持,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。

韓國的基督教信仰,隨著化妝品飄洋來台。三十年前,韓國的醫美與化妝品還未在台灣掀起浪潮,屏東新好茶部落的許珮雯,卻早已被一瓶瓶韓國的保養品包圍。那些印著陌生文字的小罐子散落在桌上、床邊。

她記得,部落裡經常出現講著韓語的外國人——宣教士、志工、牧師。「我小時候以為韓國的保養品都做成小罐裝的,直到多年後我到韓國生活,才發現當年宣教隊帶來的,其實都是贈品。」

許珮雯是士林長老教會的牧師。她來自牧師家庭,童年隨父親在魯凱族部落之間遷移,大學之前,她住在新好茶部落。那時,她第一次遇見韓國人——領隊牧師名叫韓德聖。除了他,還有幾位韓國宣教士與在台韓僑,例如金佐子。

他們帶來了化妝品與蘋果,穿著韓服,在山中唱跳韓國民謠。在台灣的山區部落裡,許珮雯第一次認識到「韓國」這個遙遠的地方。

韓國宣教士從高雄的第一間韓國教會起,逐步外溢,甚至進入屏東的高山部落裡。曹玲姬如今是彰化花壇教會的牧師。她的母親與金佐子自小一同在基隆的「勝利巷」長大。曹玲姬有個舅舅名叫朴性泰,就讀台南神學院,畢業後成為高雄韓國教會的初代牧師。

1950 年代,台灣電力公司在南部興建大型電力工程,招募許多高屏地區的原住民勞工。部分歷經過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能說一些日語,朴性泰牧師因此看見機會,「為了讓原住民可以接觸上帝,舅舅上午用韓語向韓國人講道,下午則改以日語與原住民分享福音。」曹玲姬回憶道。殖民者的語言成了橋梁,也讓韓國教會開啟與原住民族的緣分。

高雄的韓國教會,後來交由韓國的韓德聖牧師接手。

他延續朴牧師的腳步,深入山區。因中文不熟,早年韓德聖多以日語與部落的長者交談,「當時部落裡唯一能與他順暢溝通的人,是我的爺爺。」許珮雯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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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衣服者為牧師韓德聖,前往屏東原住民部落發放物資。(梁德珊翻攝 / 金佐子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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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珮雯是士林長老教會牧師,她來自牧師家庭,童年隨父親在魯凱族部落之間遷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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霧台教會外的韓德聖三語(中文、魯凱語、韓語)紀念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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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茶教會外的石碑,紀錄著好茶教會遷徙的過程。

魯凱族語聖經的誕生

1987 年,魯凱族教會組織與台灣聖經公會正式展開協商,希望以魯凱族語翻譯《新約聖經》,那一年,被視為魯凱族信仰語言復振的起點。隔年,雙方共同議定使用二十五個羅馬字符作為魯凱語的書寫系統,簽署《魯凱語新約聖經翻譯出版協議書》,並成立翻譯小組,魯凱語《新約聖經》的翻譯正式展開。

韓德聖聽聞魯凱族語《新約聖經》翻譯工作需要經費。他回到韓國後,在母會的講壇上報告台灣原住民教會的近況,之後母會連續十年捐出海外宣教專款,支援魯凱族語《新約聖經》的翻譯與出版。

韓德聖不僅籌措經費,他每個月都會上山關心大家的翻譯進度,有時一個人來,有時帶著高雄韓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同行。那時,部落裡還沒有電腦,韓德聖就把自己的電腦從高雄搬上山,將翻譯小組一頁頁手寫的稿子,一字一字打進電腦。

韓德聖帶領的宣教隊裡,除了牧師還有韓醫,教會充作臨時診所,韓醫們給族人施針、拔罐。魯凱族牧師陳松得回憶道:「許多人第一次體驗到針灸。」

2001 年 9 月完成的魯凱語《新約聖經》在台灣聖經公會的出版計畫中正式亮相。

翻譯有組成員之一的王明忠提到新約剛結束,他們以為終於可以喘口氣,沒想到另一場征途又展開,韓德聖隨即出面提出,「應該趁著熱度,繼續翻譯《舊約聖經》。他說:『你們得快翻,下一代恐怕沒人能繼續了』。」那句話像一根針,扎在大家的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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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屏東霧台的山間,一個轉彎,就能看到由各部落興建的教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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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參與魯凱族聖經翻譯小組的牧師盧天武閱讀魯凱族語聖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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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好茶教會週日禮拜,青年會成員唱詩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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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參與魯凱族聖經翻譯小組的牧師陳松得,撰寫了華語、魯凱族語雙語的繪本,介紹教會進入魯凱族的歷史。

殞落的宣教士

2005 年,韓德聖牧師結束在台多年的宣教任期,自高雄韓國教會退休。但即便回到韓國後,韓德聖仍不斷爭取翻譯經費。

隔年年初,魯凱區會在墾丁召開春季議會,為了關心翻譯進度,韓德聖特地從韓國飛來,但隔天早晨,韓德聖在停車場忽然倒下,送往恆春基督教醫院時,已無生命跡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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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茶教會的青年會成員,使用以族語拼音書寫的聖經與歌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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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茶教會的青年會成員,使用以族語拼音書寫的聖經與歌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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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端上的霧台教會,也是韓國牧師韓德聖多次前來宣教的地方。

相較於台韓之間,串起族語聖經的緣分,同一個時期,在日韓僑與日本社會的摩擦越顯尖銳。

1955 年,在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(朝鮮總聯)成立。這是是戰後在日韓僑中立場親北韓的主要組織。

朝鮮總聯長期經營學校、社團與文化活動。在韓僑社群間,朝鮮總聯不僅提供生活貸款與互助網絡,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。

戰後在日本社會中遭受嚴重歧視、語言與文化不斷被抹去的韓僑,因此有了維繫尊嚴與集體認同的堡壘。

朝鮮學校的母語教育

走進東京郊區的朝鮮學校,黑板與佈告欄仍貼滿韓語字母。這裡是第一代在日韓僑自力救濟的成果。退休小學教師森本孝子回憶,1945 年戰爭結束後,約有兩百萬名朝鮮半島人滯留日本。原本作為殖民地子民的他們,一夕之間成為「外國人」。

他們在日本教育體系中面臨多重歧視:語言被否定、歷史被抹去、升學與就業機會受限。他們不得不為下一代建立自己的教育體系——一個能讓孩子用母語學習、認識自我文化的地方。於是,全國各地紛紛成立「民族語言教習所」。

「一開始只是借用某戶人家的二樓,很簡陋的地方,但大家一起出錢、出力、出智慧,慢慢才發展成今天這樣的學校體系。」那句最初的口號——「有錢的出錢,有力的出力,有智慧的出智慧」——成了第一代在日朝鮮人創校的精神支柱。

根據統計,當時的日本境內朝鮮學校曾超過三百所,是由民間自力完成的教育運動,對殖民歷史的逆行書寫,森本提到「這些學校的存在,正是過去歧視與壓迫的結果。那個時代,朝鮮人的語言與文化被奪走,如今他們試圖在這片土地上重新找回。」

1959 年至1984 年間,朝鮮總聯與北韓推動大規模「北韓移住計畫」。鼓勵在日韓裔移居北韓。1959年 12 月至1984 年 7 月,整個「歸國運動」(日文:帰国事業;韓文:북송사업)期間,總計約 93,340 人從日本前往北韓。

日本各地城鎮紛紛舉行送別會,準備前往北韓的「歸國者」打包行李,搭乘火車前往新潟港,之後,登上蘇聯船隻,啟程前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(北韓)的清津港。

他們對未來並無太多期待,但至少相信,在北韓的生活,會比留在日本更有保障。石日分跟先生當時也成了歸國事業的參與者之一。

北韓與日本的決裂

1977 至 1983 年間,北韓派遣特工從日本沿海地區綁架多名日本公民,學界與警方推估,受害人數可能達數百人。由於北韓始終否認涉案,導致事件多年成為懸案。

直到 2002 年,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訪問平壤,北韓領導人金正日首度承認曾綁架至少 13 名日本人,並允許 5 名被害者返國,證實綁架確實存在。但對其餘失蹤者,北韓僅提供死亡證明。此後,北韓堅稱綁架問題「已解決」,拒絕再談。

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副教授許仁碩表示:「綁架事件至今仍然是日本和北韓之間沒有解決的外交難題。」

三波打壓,從軍警到法律再到經濟

日本與北韓間的緊張關係,影響到在日朝鮮學校的生存。原本超過三百所的朝鮮學校,但在三個階段、橫跨七十年的打壓政策下,如今僅剩約五十所。

二戰剛結束後的幾年,日本政府以武力鎮壓鏡內朝鮮學校,森本回憶:「甚至有孩子被打死。」

之後日本政府改以法律戰,制定外國人學校規定,逼迫學校關閉。包括 1965 年否認其民族教育的正當性,而新冠疫情期間,朝鮮大學校也被排除在學生緊急給付與學校補助之外。

第三波經濟制裁,從學費上著手。孩子如果要就讀朝鮮學校,每月學費要三到四萬日圓,有三個孩子的家庭,一個月就要負擔十萬。「媽媽們只能兼兩份工,就是這樣的狀況。」森本說道。

制度歧視外,日本整體社會氛圍,也讓在日韓僑學生感到害怕,東京赤羽車站外牆出現「殺朝鮮人之會」的塗鴉;群馬縣一所朝鮮學校的操場,遭人撒滿上百片刮鬍刀片。仇恨不再停留在言語層次,而是滲入日常空間,直接威脅孩子的安全。

在電車或公共場所,老師會提醒學生改用日語,避免因語言暴露身分而遭遇歧視或攻擊,「孩子時時感到恐懼。」森本嘆口氣。

對比在台韓僑能隨著情境自由轉換使用的語言,日本的韓僑則得隨時管好自己的舌頭,避免暴露身份。森本期待韓裔後代能自由的學習語言、對自身文化感到驕傲,但現實是孩子們承擔了身份政治下的恐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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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鮮學校應援團成員森本孝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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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朝鮮學校教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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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鮮學校公佈欄與作業使用韓文書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