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安的國度：後話
身為記者，有時候要得到「某種答案」，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但真相總躲在答案背後，而我們並不總能有足夠的幸運，知道答案離真相還有多遠。或許正因如此，它才值得我們奔走追尋。
圖文／鐘聖雄
「我討厭女人。」
阿勒坡古城（Aleppo Citadel）前，幾名全副武裝的 HTS 士兵拉出封鎖線，將乘興而來的遊客們擋在城門外。
內戰結束了，士兵們理論上能鬆懈些，但見到我這樣的亞洲臉孔將鏡頭對準他們時，他們仍忙不迭以面罩或頭巾將臉孔矇住，正二八經地擺出持槍警戒的威勇姿態。我猜是上級有交代某種「上相準則」，所以他們只得照辦。
幾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士兵對我有高度興趣，但礙於語言隔閡，只得不停請我的朋友 Faisal 向我傳話。敘利亞北部的年輕一輩幾乎從沒見過亞洲人；他們的人生過半在戰爭中度過，別說出國，就連好好受教育的機會也不見得有，所以很多人就算想找我合照聊天，開了口也只能期待我能聽懂阿拉伯文。
有一名眼神特別銳利的年輕士兵 M，讓我不由得想起《大熊餐廳》（The Bear）裡的 Jeremy Allen White。不曉得是不是城門外的女遊客讓他想起了什麼，聊沒幾句，M 就沒來由地跟 Faisal 說，他討厭女人。
我當時心想，這話要是被某些記者聽見，怕是會被拿去大做文章——看吧！就跟你說 HTS 這些極端伊斯蘭保守聖戰士，只不過是拿槍的厭女鄉巴佬罷了⋯⋯敘利亞遲早變成下一個伊朗！
我們在城門前大概耗了半小時，Faisal 才終於靠三寸不爛之舌說服 HTS 上級，讓我們進入這座千年古城；M 則自告奮勇說要當我們的「嚮導」。入城後，M 先是有模有樣地為我們介紹古城裡有哪些看點，也領我們進入許多遊客禁入的區域。相處時間一長，又沒有長官看著，M 明顯放鬆許多，開始和我們聊起各種話題。
有段時間 Faisal 不在我們身邊，M 努力用破碎的英文說，其實他超想跟我好好聊天，可惜他沒機會好好學英文，就算想聊，也無能為力。我說兄弟，其實無所謂的，你說什麼我們都能聊。沒想到他開始無厘頭地說——
This is a book, a book is on the desk.
我聽了只覺得好笑，世界上到底多少國家的英語初學者，學的是一樣的東西？於是我們的對話開始變成——
That is a pencil, a pencil is on the table.
I have an apple.
I like pineapple.
There is a cat.
I have a dog.
從那之後我開始覺得，其實武裝下的他們，都還只是普通的孩子；只是這群孩子在炮火中成長，他們身上的標籤只能是戰士、反抗軍⋯⋯或是恐怖份子。
離開古城後，Faisal 說 M 在導覽空檔透露了一個很私人的故事，只是他當時覺得這故事太沈重，所以選擇不在當場翻譯給我。
M 說，他來自一個非常保守的農村；幾年前，他曾和一名女孩有過婚約。在他和這名女孩「交往」期間，他從沒見過女孩面貌，因為她必須遵守伊斯蘭律法，出外隨時佩戴頭巾（Hijab）與面紗（Niqab）。訂婚一年後的某日，M 到城裡買了一枚戒指，想向女孩正式求婚，倆人正式組成自己的家庭。只是，當他回到農村時，赫然發現女孩當天已在政府軍的空襲下喪生。
他從斷垣殘壁中挖出女孩破碎的屍首。那是 M 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女孩的長相。
在那之後，M 加入了 HTS 對抗政府軍。他說他討厭女人，因為這會讓他想起無緣的妻子。
我在想⋯⋯身為記者，有時候要得到「某種答案」，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但真相總躲在答案背後，而我們並不總能有足夠的幸運，知道答案離真相還有多遠。
或許正因如此，它才值得我們奔走追尋。
M
Why Syria？
不管在敘利亞或台灣，這是我在做這系列報導時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。答案很簡單，也可以複雜一點——我多半選簡單的那個答。
2008 年，我獨自在土耳其東部旅行，後來偶然與兩名德國男子和一名土耳其女性結伴同行，一起在土敘交界的 Mardin，以及詩人鴻鴻曾描寫過的 Van 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旅程。
當時他們剛從敘利亞返回，極力向我推銷敘利亞的美好。在他們口中，敘利亞人極度善良且好客，無論走到哪，他們總受到最熱情且無保留的款待。他們說 — 阿雄，你必須走一趟敘利亞，非去不可。
此後我一直把這事記在心裡。
2011 年 3 月，阿拉伯之春的革命之風由北非的突尼西亞，一路吹到敘利亞；長期活在戒嚴恐懼中的人民起義革命，敘利亞內戰爆發。當時我心想，戰爭結束後，我想立刻拜訪那片土地。沒想到一等，就將近 14 年。
這之間發生許多事。阿薩德政權動用化武屠殺百姓，並成功將革命詮釋為「保守遜尼派」對「世俗亞拉維派」的鬥爭，順利拉攏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（Hezbollah）、伊朗革命衛隊（IRGC），以及最最關鍵的俄國軍援政府軍。
然後這場戰爭化為一連串教人麻痺的數字與照片 — 60 萬人喪生、600 萬人流亡海外、1,300 萬人流離失所⋯⋯穿著紅衣藍褲的敘利亞小男孩 Alan Kurdi，冰冷地伏臥在土耳其的海灘上⋯⋯
2016 年，敘利亞內戰前的第一大城阿勒坡「淪陷」，完全回到政府軍掌握，反抗聯軍被迫退回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（Idlib），並在土耳其支持下苦撐。當時，內戰一度有即將結束的氣氛，軍事衝突的密度也越來越低。
內戰後 9 年，主導軍援阿薩德的伊朗軍閥蘇雷曼尼（Qasem SoleiMani）遭美軍擊殺；同年，川普政府對敘利亞實施強力經濟制裁。陷入軍事與財政困境的阿薩德軍，已沒有太多力氣對革命軍發起攻勢。
2022 年，俄國入侵烏克蘭，未料到戰事陷入僵局，無暇顧及敘利亞。2023 年，黎巴嫩真主黨因新一波以巴衝突，遭以色列重創，次年還因「BB Call 事件」失去多名重要領導人。短短幾年間，阿薩德最親密的盟友們，紛紛陷入戰爭泥沼。
2024 年 11 月 27 日，以 HTS 為首的反抗軍聯盟由伊德利卜出兵，收復阿勒坡後，又一路揮軍南下「輕取大馬士革」，彼時阿薩德已逃亡莫斯科。12 月 8 日，HTS 總指揮夏拉（Ahmad al-Shara）在古老的大馬士革清真寺宣告，敘利亞內戰結束。13 年的戰爭，最後花了 11 天畫下句點。
2025 年 1 月 4 日，內戰結束 27 天後，我試圖從約旦邊境進入敘利亞。邊防官員問我來幹嘛，我拿出國際記者證給他，說我想看看新的敘利亞長得是圓是扁。
「只報導好消息嗎？」
「至少戰爭結束是好消息，對吧？」
官員看了我兩眼，沒說什麼，低頭在護照上蓋了章。半小時後，我成功踏入敘利亞境內。當時我默默在心裡說：
「Johanese、Matias、Sema，我來了⋯⋯如約而至。」
上面是簡單的那個理由。
回台灣後，我偶爾還是會和敘利亞的朋友們聊天。有次一名朋友問我：「這世上有那麼多國家可去、那麼多新聞可寫，Why Syria？」
我先跟他說了簡單的理由，然後是複雜的理由 — 多年來我「聽說」許多關於敘利亞的事，但我始終覺得我對他們一無所知。而就算我知道了一些什麼，這些紛擾看似也不會有結束的一天。敘利亞太複雜了，幾乎所有事情都很難簡單地回答「為什麼」和「怎麼辦」。
而我喜歡沒有答案的地方。
阿薩德前腳剛走不到一天，以色列就趁亂入侵了敘利亞西南方的戈蘭高地。我在準備行李時，曾認真考慮要不要帶頭盔和防彈衣，為的就是想去前線採訪，卻擔心這些東西很可能入境時被沒收，最終作罷。
在大馬士革待了幾天後，我們的地陪 Hadi 突然提議要帶我們去戈蘭高地看看 — 他再三保證「現場宇宙無敵超安全」，但同行中有人有不同想法，最後協議一見苗頭不對就開溜，保證不冒險，這才成行。
我們能抵達的最前線，是庫內特省（Quneitra）一個叫 Baath 的小鎮。當時這個小鎮被一分為二；一半已被以色列軍隊佔領，還沒被佔領的那一半，人心惶惶。
那天其實沒什麼事。我們直接把車開到封鎖線前，眼前筆直的馬路上，除了軍隊設置的幾個臨時的路障和土堆，此外什麼也沒有；鎮上的孩子們仍在附近踢球玩耍，甚至有觀光客到此拍照打卡，和想像中的「前線」截然不同。
我們到附近兜了一圈，做了幾個採訪。接近中午時，以軍坦克終於現身在封鎖線外約三百公尺處，砲口直對我們，現場開始有點戰地氣氛，但仍然如 Hadi 所言，「宇宙無敵安全」⋯⋯吧？
後來彥婷決定待在車上採訪司機（他在戰時也待過軍隊），我則蹲在封鎖線前抽菸，想等看看有什麼事發生。那天風和太陽都很大，我用 Keffiyeh 將自己整顆頭包住，心想防曬又抗風，好極了。結果當地人不停跑來警告我，說這樣會被以色列軍人視為「挺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」，狙擊手遠遠就能射穿我這顆蠢腦袋。
但我老是忘記當地人忠告，還是包著頭巾站在封鎖線上抽菸。大概抽到第二根菸時，一名男子突然騎機車從我面前呼嘯而過，徑直朝以軍坦克而去。坦白說我當時心裡閃過超多念頭⋯⋯其中一個是阿拉花瓜（阿拉伯語 Allahu Akbar 意指真主至大，許多恐怖份子攻擊前會高喊這句話）。
我舉起相機，用長鏡頭緊盯前方動態。男子在坦克前停下，一隻不知從哪冒出來的狗突然竄到他前方，就這樣構成一人一狗與坦克對峙的畫面。
男子停好車後走向坦克，一名士兵從頂艙探出頭，倆人講了些話。隨後士兵對空開了三槍，男子只是淡定走回機車，將塵土甩在身後，朝我的方向騎回。（狗沒回來，說不定可能是狗質）
我攔住男子，問他怎麼了。
原來，他四歲的女兒得了某種罕病。內戰期間，敘利亞都還有能治女兒的藥；和平降臨後，那種藥卻不知何故，被禁止進口了。他聽說以軍有醫療團隊隨行，說不定能治女兒，因此孤注一擲。
只要能救女兒，即便得隻身對著砲口向入侵者求情，他也願意。
彼日，西線無戰事，我見到一隻蝴蝶。
（註：我們返台後，以色列持續對戈蘭高地進逼。2 月時，以色列以飛彈攻擊大馬士革附近的軍事設施，目的是「預防潛在威脅」。4 月，9 名住在 Daraa 的平民遭以色列直升機飛彈攻擊身亡；當地人宣稱，他們是為了抵禦以色列入侵，壯烈犧牲的烈士。）
意外發現敘利亞人嘴挺賤的，而且對地獄梗接受度超高。與他們相處的感覺，和平時跟台灣朋友互噴垃圾話沒什麼兩樣。
剛到大馬士革時，我發現那裡空氣超糟。這裡的平均月收入不到 100 美金，又面臨嚴重通膨，每公升汽油的售價卻和台灣差不多，所以路邊超多在賣黑市汽油的小販。除了汽車廢氣很臭之外，路上總有地方在燒垃圾⋯⋯塑膠、金屬、橡膠，保麗龍什麼的，應有盡有。
有天我被臭到有點心煩意亂，突然想，敘利亞人應該超容易得肺癌的吧？然而這樣的念頭剛冒出來，我又覺得自己錯了 — 這裏大部分人根本活不到得癌症的年紀⋯⋯
和 Faisal 相處的第一天，是從大馬士革開車前往阿勒坡的路上。車程至少 五小時，怕他睡著，我一路都在和他聊天。考量到之後得相處很多天，我覺得有必要探一下 Faisal 能開玩笑的尺度，所以我把「空氣很糟，但敘利亞人活不到能得癌症的年紀」的想法，試探性地跟他說了。
坦白說，開口前我還是挺緊張的，畢竟萬一搞砸，之後得尷尬很長一段時間。沒想到 Faisal 聽到後，笑到停不下來，最後說：「是呀，敘利亞搞不好罹癌率世界倒數呢！」
後來 Faisal 把我的想法，說給許多碰面的朋友聽，所有人都笑得很開心。這下他們都覺得台灣人說話很賤了，我的錯。他們總是笑著對我說 — You are EVIL！
還有件事，是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的 — 台灣的社群媒體中，許多人常拿「阿拉花瓜」這件事開玩笑；我覺得這是對穆斯林社群蠻嚴重的冒犯。即便是我，無論在何種情境，都不會拿這件事開玩笑。
但或許就像 N* word 只有黑人自己可以講一樣，穆斯林自己其實也很常拿自殺炸彈說笑。
還在阿勒坡古城時，M 看我身手矯健，身上又一堆刺青，肯定是個練過「功夫」的亞洲仔，所以偷偷問 Faisal，能不能叫我表演幾招葉問裡的招式給他瞧瞧。Faisal 聽完沒把話翻譯給我，反問他：「如果亞洲人因為你是個穆斯林，就叫你表演一下『阿拉花瓜』，稍微爆炸一下給他看，你會怎麼想？」
其實我對這事是完全不在意的，幾天之後 Faisal 才跟我講這事，他說 M 後來覺得很抱歉，因為他明白自己的請求很不恰當。我只是驚訝，難道阿拉花瓜是他們平常可以拿來互噴的嗎？難怪後來 M 只敢跟我聊 This is a book！
還有一次，是我們和他一個藝術家朋友聊天；我說自己生平第一次參加開齋節時，曾被千人同時禱告的場景所震撼。他的朋友聽了後，沒有急著回應，反而是開始滑手機上網找圖。我本以為他要給我看的，是什麼超壯觀的萬人禱告畫面；沒想到他最後給我看的，是把眾人跪地禱告的畫面，改成「踩地雷」遊戲的畫面⋯⋯每一名穆斯林頭上的數字，都代表身旁有幾名炸彈客⋯⋯
我當下沒忍住，和他們一起笑得跟發情的豬一樣。從那之後，我逢人打招呼都說阿拉花瓜。（並沒有）
採訪期間，我最常拿來和敘利亞人快速建立連結的話題，是戒嚴。我在自我介紹時總說，以前台灣曾是世上戒嚴最久的國家，時間長達 38 年，所以台灣人在某種程度上，可以同理敘利亞人的感受，也明白敘利亞人為何發起革命。
每當我說完這些話，他們總是更熱情地招待我；因為他們相信，我是可以理解他們的人。但我總是會接著說：「你們這群混蛋，害我們失去了一項 Taiwan Number 1！」
然後我們一起笑著談論許多悲劇。
（註：敘利亞自阿薩德家族於 1963 年政變掌權後，就開始實施戒嚴。2011 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後，巴夏爾・阿薩德試圖平息民怨，於同年 4 月宣布解嚴，結束長達 48 年的戒嚴。緊接著，敘利亞陷入長達 13 年多的內戰。）
凌晨四點，大馬士革街頭的志願巡守隊們，正在開著非常糟糕的玩笑，以度過漫漫長夜。圖中拿茶壺的男子，只因為名字念起來和巴夏爾・阿薩德很像，所以他被迫每天泡茶給大家喝。順帶一提，他超愛開黃腔。
我在敘利亞遇過講話最好笑，也最能自嘲的，是在伊德利卜遇到的 Aziz al-Asmar，與他的好友 Molham。他們倆好笑的程度，讓我想起自己某些布農族的朋友。
他們幾乎總是用開玩笑的方式，談論所有最悲傷的話題。
隔壁村子被炸爛⋯⋯好好笑，怎麼我們村子的墓地，現在都住隔壁村的。
同袍中彈瀕死⋯⋯好好笑，他都快死了，還強調不准幫他輸 HTS 的血。
自己在槍林彈雨中⋯⋯安啦！還聽得到子彈聲就代表沒事哈哈哈。
親人過世⋯⋯誒不是！怎麼我自備屍體，葬儀社還要跟我收錢？
我那天聽了超多慘到不行的故事，如果不是他們一路搞笑，我可能根本訪不下去。活在地獄裡，或許只能靠地獄梗療傷。我當時想到的，是薩烏羅告訴羅賓說：「笑啊！活著就笑啊！」
以他們搞笑的方式和程度，我根本就無法將他們視為「激進保守穆斯林份子」。於是我問他們，是否認同 ISIS 或 HTS 的理念？他們說，不只不認同，戰爭期間，他們甚至與如今已掌權的 HTS 兵戎相向。
許多反抗部隊最後與 HTS 合作，並非理念相投，只是為了共同推翻極權。我問他們，想要一個怎麼樣的國家？他們說 — 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。
「所以，你們想要的只是一個『正常』的國家，對嗎？」
Aziz 與 Molham 異口同聲地告訴我：「طبعا ！」
Aziz & Molham
What makes a Syrian？
採訪期間，我經常問我們的受訪者這個問題。之所以這樣問，是因為敘利亞和台灣，其實有非常多共通點 — 我們都曾被殖民、經歷過威權戒嚴、身旁強權環繞，而且我們都是多族群國家。
我還會補充，敘利亞和台灣的差異，是我們通常不被承認為國家。我總是告訴他們 — I barely have a country.
有趣的是，不管誰被我問到這問題，他們的答案常會變成一門三學分的課。因為他們總是會從敘利亞漫長的千年歷史談起，來讓我明白族群、宗教間的鬥爭，如何造就現代敘利亞人。
印象最深的，是 Sheikh Maqsoud 庫德族女性議會主席 Kolistan 的回答。她說，庫德作為流浪民族，即便在多族群的敘利亞，也常被視為外人，總被視為次等公民。即便如此，她覺得自己既是庫德人，也是敘利亞人。如今內戰結束，為了長遠的和平考量，她願先當一名敘利亞人，然後才是一名庫德人。
我也會被反問，What makes a Taiwanese？
我總是說，台灣處於一種很微妙的狀態。我們不像你們有漫長的歷史，所以我們不會從盤古開天談起。我們長年受中國威脅，島上幾乎沒人能肯定十年後的我們，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；所以談未來對我們也很奢侈。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多數台灣人可能只會談現在。
我個人的答案很簡短 — I grow up here, I fight here, I die here.
他們喜歡我的回答，好像什麼都沒講，但也講了。
我在 Sweida 時，有幸拜訪當地重要的社運領袖 Hasan al-Atrash 與 Maha Hunaidy 夫妻。Hasan 是敘利亞抗法名將 Sultan al-Atrash 的孫子，在當地是人盡皆知的知識分子。他們知道許多關於台灣的知識，問了我一個從沒想過的問題：「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努力？」我想了很久，答道：「因為我們害怕不被世界看見，不被世界承認，最終就消失在世界上。」
「敘利亞那麼危險，你不怕嗎？」
不管是出發前還是返台後，這都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。我在出發前總告訴我的朋友，一個剛結束十幾年戰爭的國家，肯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，現在總沒人想打架了吧？
或者就像我爸說的，很多槍的地方最安全，因為你有槍他也有槍，這樣就沒人敢開槍。（問題是只有我沒槍，這是我爸這套說法的漏洞）
事實上，我在敘利亞期間，幾乎總是受到熱情的款待。除了大馬士革以外，我不管到哪裡，都會有人跟我說：「現在你在敘利亞，也有一個家了，因為我家就是你家，我就是你的家人⋯⋯告訴我，你下次什麼時候回家？」
坦白說，我本來完全不怕的，最後卻被這些話搞到超級怕。印象中第一個跟我們說這些話的，是在阿勒坡的亞美尼亞人 Alek。告別前，他問我對阿勒坡有何感想時，我說：
「我感到恐懼。因為從此以後，你們再也不只是遠方的陌生人，或是一連串無意義的傷亡數字。離開這裡後，我得提心吊膽地閱讀與你們有關的新聞，確認我走過的街道、待過的空間、見過的每一個人，沒有出現在那些可怕的新聞上。因為當你告訴我，你是我的家人時，我就成了你的家人。現在，我感到非常害怕。」
那是我在敘利亞第一次掉眼淚。
發布時間 2025/04/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