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：1990年，同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朝鮮，人們沿著帝國的海線移動，穿梭在島與島之間。那些因為殖民而來到的異鄉人，多年後成了在地人，隱身在台日的日常角落。但同樣因著殖民而移動，最後留在日本與台灣兩地的朝鮮人，卻面臨了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。
名詞定義：
此系列文章中使用的「韓僑」一詞，指的是二戰後留在台灣與日本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及其後代。
2025 年 9 月 6 日，在日本東京荒川的四木橋下擠滿了人，人群的前方，身著白色的男子，打起了桶鼓，現場氣氛莊嚴肅穆，一群人穿著五色韓服，表演起朝鮮傳統民俗音樂「農樂」。這裡正在悼念關東大地震中去世的朝鮮半島人，從 1982 年開始舉辦至今，已是第 44 屆。
1923 年 9 月 1 日，規模 7.9 的關東大地震重創東京與橫濱，瞬間引發大火與城市崩壞。官方統計超過十萬人死亡，但這場天災之後，一場針對朝鮮人的人為屠殺也同時發生。
在地震造成的恐慌與資訊斷裂中，社會流傳著「朝鮮人縱火」、「投毒井水」、「搶劫」等謠言。當時日本正處於殖民朝鮮的時期，原本存在的歧視與敵意被災難放大，自發的「自警團」與部分警察、軍隊加入了對朝鮮人的追捕。
短短數日內，在東京、橫濱等地，成千上萬的朝鮮人遭拘捕、毆打、甚至殺害。官方記錄僅承認約兩百三十人遇害，但學界普遍估計實際死亡人數高達六千至九千人。一些倖存者回憶，暴徒會以語言測試辨認身分，要求說出特定日語音節，說錯即被視為「朝鮮人」當場殺害。
事後，日本政府宣稱「為防止叛亂而實施戒嚴」，但許多研究指出，官方不僅未制止暴行，甚至在初期傳播錯誤訊息以掩蓋責任。真正被起訴的加害者寥寥無幾，死者的名單至今未能完全統計。
這場被稱為「關東大屠殺」的事件，成為在日韓僑歷史中難以抹去的創傷，這樣的活動每當關東大地震週年，就會在日本各地遍地開花。
四木橋下追悼會是由「鳳仙花」主辦，主辦人之一西崎雅夫說，這場市民運動始於 1982 年，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。當時西崎雅夫還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，學校旁邊就是荒川放水路的河灘。某天，他聽說「那裡至今仍埋著關東大地震時被殺害的朝鮮人遺骨」，這項消息是由當地小學教師發起的呼籲，並逐漸形成市民自發的追悼與調查行動。
「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就立刻參加了。」西崎回憶道。他出生於更上游的足立區西新井，童年時幾乎整個暑假都在荒川放水路的河灘踢球、玩耍。當他得知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下，竟埋著在屠殺中喪生者的骨頭時，感到極大的震驚與震撼，也因此決定投入這項運動。
當時成立了「發掘並追悼關東大震災時遭殺害之朝鮮人遺骨之會」，由於名稱裡包含「虐殺」與「遺骨」等字眼，一般市民不容易親近、也難以理解其活動內容，後來改名叫「鳳仙花」。
不再傳唱的朝鮮半島民謠
這個名字靈感來自一首 1920 年代在朝鮮半島流傳的同名歌曲〈鳳仙花〉。歌詞看似平凡——春天發芽、夏天開花、秋天枯萎、冬天埋雪、春天再度萌芽——但對朝鮮人民而言，這是寄託「冬盡春來、終將重獲獨立」的象徵。這首歌也被日本殖民政府禁止傳唱。
「我們選用『鳳仙花』這個名字，是想提醒人們，連這樣一首平凡、寄託希望的歌都曾被禁止，殖民統治的壓迫是多麼殘酷。」西崎說，「這個名字不只是因為花的美麗，更是對那段歷史的記憶與延續。」
西崎雅夫回憶，市民運動剛開始時，就有許多人主動提供證言，大家試圖拼湊出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關於「朝鮮人虐殺」的官方資料極為稀少：到底有多少人被殺、遇害者的姓名是誰、遺骨被送往何處——幾乎沒有記錄。
「想釐清事實，只能靠證言。」西崎說。他與夥伴們收集了大量目擊者的口述；即使許多證言者已相繼過世，他仍努力保存他們留下的文字資料，例如日記、自傳等，並逐一整理，試圖重建關東大地震時各地的目擊紀錄。由於官方資料極度不足，唯有證言能保留下發生過的真實。
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則證言，來自當地一位年長者。那位長者曾多次帶著他們到荒川放水路的堤坡，指著現場說：「當年軍隊就在這裡，從堤上架設機關槍，命令朝鮮人十人一排，背對堤坡下方，被綁起來，然後從堤上往下掃射。」
那位長者說，這樣的屠殺不只發生一次，僅這個地點，可能就有數百人被殺。他當年約二十三歲，是地方青年團的成員，負責巡邏，因此多次親眼目擊。
走向被遮蔽的記憶
慎民子是在日韓僑二代，她也是鳳仙花的成員之一。
慎民子的父親十幾歲時便從朝鮮來到日本，原本只是來求學，卻在日本工作並定居了下來，她的家在品川區的武藏小山地區，家裡時常收到來自韓國新山地區的信件。
長大後，她才知道自己成長的地區，被外界稱為「朝鮮人部落」。雖然那時並沒有特別意識到，但確實是一個朝鮮半島移民聚居的社區。
那時每個家庭的孩子都很多。她回憶自己上小學時，同屆的學生中，就有四位來自同一個社區的在日韓僑──包括她自己、隔壁的女孩、對面的小孩，還有那孩子的鄰居。「我們四個剛好都在同一班級，從這就能看出在日的家庭有多少了。」
談到關東大地震時朝鮮人被屠殺的事，慎民子說，自己直到二十多歲時才知道。那時她加入了一個「在日」——二戰結束後，大約有六十萬在日韓人留在日本，這些韓僑開始被稱為「在日」（Zainichi，意為「居住在日本」）——的社團，成員多是像她一樣在日本唸書、生活的年輕人。正是在這個社團中，她第一次深入了解了關東大震災後發生的屠殺事件。
「我那時開始感到害怕，不斷在想：到底要怎麼做，才不會被殺？」慎民子說，從二十多歲起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她心頭。
後來，她從品川搬到墨田區，遇見「鳳仙花」。「在那之前，我只知道地震後有很多人被殺，有的是被自警團殺的，有的是消防團、青年團動手的，但細節並不清楚。」慎民子說。透過團體的學習與調查，她在資料中發現，1923 年 9 月 1 日地震發生的當天，就已經有人聽到警察散播謠言——「朝鮮人往井裡投毒」、「朝鮮人放火」、「朝鮮人殺人」。這些傳言不是無根而生的恐慌，而是國家治安體系主導，被刻意放大和擴散的恐懼。
「每當災難發生，一切又會重演。」她提到福島核災、能登地震、神戶地震——每一次災難，都像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社會底層仍未消退的歧視與排外，關於朝鮮人會下毒的傳言，又蔓延開來。
成立紀念碑的艱困之路
西崎雅夫說，儘管事件已經過了一個世紀，但對他們而言，「什麼都還沒有解決」。
就算只看荒川這一處，至少也有上百名被害者被埋在這片河灘之中；然而至今，仍無法確定具體人數，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，更不清楚遺骨的去向。
他指出，無論是中央政府、東京都，還是墨田區等地方行政機關，從未針對這起事件進行過全面的調查，也沒有舉辦正式的追悼儀式，更談不上提出任何防止悲劇重演的具體政策，「理想的情況下，應該由公部門負責調查、追悼，並制定防止再發的制度。」
但現實是，這些工作從未被政府承擔。於是，民間只好一邊要求、一邊行動——年復一年地，在同一片土地上追悼、紀錄、發聲。「今年已經是第 43 年了。」西崎靜靜地說，「原本該由國家承擔的責任，如今全都落在了市民的肩上。」
而近十年來，日本社會對「關東大震災中的朝鮮人屠殺」的態度更往不利的方向發展。
1982 年鳳仙花開始推動追悼運動時，仍有親歷震災與屠殺的人在世。許多人親眼目睹街頭發生的殺戮，聽過慘叫、見過血跡，因此幾乎沒有人否認屠殺的存在。那時，當地居民多半能理解，也願意出錢出力支持紀念碑的建設與追悼活動。
然而，隨著第一手見證者陸續離世，能夠站出來作證的人越來越少，敘事也開始產生扭曲。有人開始聲稱「也許根本沒有屠殺」，或說「朝鮮人做了壞事，所以被殺是理所當然」，甚至搬出「正當防衛」之類的說法。「只要政府與公部門不徹底調查、公開並反省這段歷史，不留下完整的紀錄、不進行持續的教育與啟蒙，每當發生災難後，流言就會一次又一次重演。」西崎沈重地說道。
「鳳仙花」曾在推動建立紀念碑時，向墨田區議會提出陳情——既然事件發生在區內，地方政府理應有所回應與協助。議會一度同意續審，但最終以「缺乏確鑿證據證明區內曾發生虐殺事件」為由，否決了提案。
西崎雅夫回憶，當時他們也曾試著與國家機關交涉。原本的想法是，希望能把紀念碑立在真正發生事件的現場——也就是堤頂或河灘。那裡是當年人們被殺害、遺體被埋葬的地方。然而，堤防與河灘都屬於國有地，由建設省管轄。根據《河川法》規定，堤防與河川敷不得設置任何可能影響治水安全的構造物，理由是洪水來襲時可能造成阻水或破壞堤體。
這座碑，最終也因此與「原地」隔了一段距離——那段距離成了歷史與制度之間的縫隙。
不過值得欣慰的事，每一年來參與追悼活動的人數也越來越多。
第一個轉折點是在 2016 年。那一年，有團體主張應該撤掉「悼念碑」，隔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決定，以「不針對特定群體發送追悼文」為由，停止追悼文慣例，這項決定震動了整個社群。「但這個決定反而喚醒了更多人。」慎民子說道。
第二次重大變化發生在 2023 年，也就是震災一百週年的那一年。那時，「鳳仙花」開始與年輕世代合作籌辦追悼式。更多原本不熟悉這段歷史的人，開始走進現場。「往年大概兩百人參加，從那一年開始變成五百、六百，最近一次甚至超過七百人。」西崎欣慰地說道。
許多年輕人是在聽說這段歷史後，才第一次意識到——自己成長的城市、熟悉的街區，曾發生過這樣的事。他們帶著疑問前來：「我們生活的地方，曾有過什麼？那是一段怎樣的歷史？」在這些提問中，西崎感受到一種延續與希望。
談到日本社會與政府的態度，慎民子認為，這個國家至今仍傾向讓歷史「看起來像沒發生過」。
當年震災發生後，日本政府的做法就是封口——「讓這件事彷彿不存在」。不只國內如此，從朝鮮半島返回的倖存者也被明令禁止談論此事。 取而代之的，是另一種敘事：「朝鮮人做了壞事，所以被殺是理所當然的。」這種歪曲的說法被有意地散播，壓過了真實。
「為什麼這樣的事到現在還會發生？」直到 2016 年，日本才通過《仇恨言論禁止法》——這距離關東大震災，已整整九十三年。 慎民子說，「雖然法案讓情況稍微改善了一些，但這仍是一個從未真正面對災難責任的國家。」她停頓了一下，補了一句：「所以我們才必須不斷追悼——因為這個國家，還沒有學會記憶。」